2014年3月26日

欢迎辞
奥地利共和国前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博士

各位来宾、各位参加宗教政治对话的成员们：
能够在维也纳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感到由衷的幸运。同时盛情感谢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的组织委员长——弗朗茨·弗拉尼茨基博士。
今天，德国前首相、同时也是前国家领导人峰会的荣誉会长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也出席了本次会议，我们为他的到来而万分欣喜。正是他建议本次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对此，我当深切的感激。而在场所有的嘉宾，无一不为施密特首相光临维也纳并出席本次会议而感到无上荣光。
各位来宾们为回应本次高度宗教政治对话，不远万里共聚一堂，能够与诸位贤人志士们相会相知，更令我喜出望外。
各位
促进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的交流一直是奥地利政府长年以来优先推进的项目。
奥地利可以说在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方面都充沛着多元化的要素。从19世纪迈进20世纪之时，维也纳已经是一个由15个民族所组成的帝都，其民族分布在意大利北部至乌克兰西部，甚至还有一部分在捷克共和国以及当今的罗马尼亚。1914年，奥地利国会议员中有4位转身成为了尔后的他国首相。他们分别是意大利的加斯贝利、捷克共和国的马萨里克、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奥地利的卡尔·伦纳。与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共同工作，已经演变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尚不可言所有的矛盾已经云消雾散，但我们确实可以认为，矛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比如1912年，奥地利成为第一个在法律上公开承认伊斯兰教是帝国宗教信仰之一的西方国家，这一举措意义非凡。100年后的今天，正是由于价值观凸显多元，移民新增，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所形成的紧张氛围日渐明显，竟然形成为近年的区域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奥地利排除固有的各种障碍，强调“多元文化共存”这一宗旨，提倡对话和交流为最佳有效手段。
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携作，我们积极开展两国间或是多国间的交流，认知他国的意愿和主张。我们认识到，不同地域的主张大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和平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尊重与宽容。
如上内容可通过以下几个实例来加以验证。
首先，联合国为了给各国提供文化交流的场所，开展更广泛的活动，成立了联合国文明同盟（简称UNAOC）。作为UNAOC强有力的后援国之一，奥地利于2013年3月在维也纳举办了第五届全国峰会。当时的主题是“在多元化交流和对话中应该发挥的责任感和领导作用”，显然，这是为了在推进对话和多元化理念的过程中，需要参与者们意识到负有责任感的领导作用之重要。
第二，作为创始国之一的奥地利，2012年在维也纳设置了的阿布杜拉国王跨宗教以及跨文化对话国际中心（简称KAICIID）本部。
在此，针对当今的奥地利，我想申明以下几点。
通过2013年9月9日所举行的总选举可以发现，当今奥地利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与布鲁诺·克赖斯基时期相比，两党比例已相差甚少。1975年，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在183个议员席位中获得了123个席位（投票总人数的66.35%），当时，可以作为国会代表的政党只有3个。今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只占投票总人数的52%，国会代表的政党增至到6个政党。
在2个月后即将开始投票的欧洲大选中，3个政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的投票将各占23%-25%，得票率可以说相差无几，获胜率也将明显地接近。
从统计来看，奥地利经济目前维持着十分良好的状态。预测2014年的成长率为1.5%，失业率为5%，且该数值将继续成为欧洲最佳。根据最近的预测，奥地利2014年的通货膨胀率不到2%（1.6%-1.9%）。奥地利2014年的国民GDP为37007欧元（德国为33350欧元）。我们的出口年增长率为5%。100欧元收入中有56欧元为出口，我们出口产品中1/3进入了德国，38%进入了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亚洲占据了10%，最后的10%则是北美和南美国家。
各位，时间宝贵，我就不再画蛇添足了。不过，我想再一次强调，对于本次会议的前提精神我亦 深有同感。这就是，付诸于促进文化间、宗教间交流的努力，当远远超出对选举以及各自从事的行政的力度。而我们每一位的努力，应该被传承下去，并且作为决策的核心而被深深铭刻在脑海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感受，从而实现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多元化社会。

谢谢大家。


致施密特首相
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　
于维也纳市政厅
2014年3月26日

维也纳市长霍伊普尔先生、各位领导人、前国家领导人峰会成员们、宗教领袖以及神学者们、女士们、先生们：
能够在美丽的维也纳市政厅与各位共度良宵，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同时，对于市长米夏埃尔·霍伊普尔先生的邀请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围绕“政治决策中的伦理”这一意义深远的议题展开了讨论。由于卓越的学者和深谙此主题的专家们的与会，我觉得本次讨论受益匪浅。
不过，今晚我们应该瞩目的焦点应该是这样的人物——那就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我亲爱的朋友，赫尔穆特，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从众多参会者当中，选出我来充当致谢代表，这是分外的荣幸。
如果从伦理的领域展开讨论，对伦理行为加以定义，我们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善意和最小范围的恶意。我将努力遵从这个原则，奉献对赫尔穆特的赞美。
毋庸置疑，他值得拥有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尊重。事实上，他曾作为德国的最高领导人，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果断决策。
赫尔穆特·施密特还是首相的时候，德国因二战的恐怖和犯罪行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形象一落千丈，然而他却成功地予以挽回，并再次使德国重返到大国的地位。当然，德国的形象恢复是从康拉德·阿登纳首相的深刻的谦逊态度，以及坚持推行民主主义启程的，那是一个十分艰难却最终得以实现的结果。因为这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自我批判，那是德国国民付出巨大的勇气而竭尽传承下来的。引领德国完成这一举措的人就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他非凡的能力、质朴之心以及敏锐的判断能力，保证了这一理想得以实现，德国人民才得以遵从民主国家的新定义，又重新回归到幸福的状态。
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并非理想。
苏联模式最初出现裂缝，是因为波兰危机的爆发。勃列日涅夫跟他的团队对于危机没有及时采取应有的对策，犹豫不决。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边避免军事介入，一边尽可能地提供合作。同时，他对苏军入侵阿富汗这一冒险行为表示反对。在这场战争中，坦率地讲，苏联并没有做出有益的贡献，最终疲惫离去。
他所面对的这一连串的事件，针对美国应承担的责任，他自有主见和看法。在此之前，美国领导人对于德国所持有的态度，不过是侵略文化的延长罢了。他们照旧使用不易察觉的手法，决策德国的事情。赫尔穆特·施密特力图使他的祖国从这种单一的制约中摆脱出来，因此长时期地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最终，他因卡特政权的犹豫而强制性的付诸于行动了。针对中子弹以及德国不参加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敏感问题，他一方面要求德国支持，一方面在没有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撤销了相关的一切。如此行为，迫使赫尔穆特·施密特确信欧洲——当时为9国，如今是10国——急需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这方面，不可动摇的信念——不自相矛盾的思想——一直是他的行为准则。赫尔穆特·施密特其实是一名信念满怀的欧洲人。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与他第一次相遇在让·莫内家，那是一个预兆即将发生什么的地方。让·莫内召集他的“欧盟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他家中开会。
我第一次走近那个家时，有个角落因香烟而烟雾弥漫，赫尔穆特·施密特就在雾中。
1972年的财政会议上，再次重逢。我们坐在一起，交换关于议题的意见，此情此景，甚至连我们之中谁动了桌子上的卡片都记得十分清晰。
我们之间一直保存着自然的共犯关系。前提是有着类似的视角以及完美的忠心。赫尔穆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耿直之人。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对他肃然起敬，我把这一特质誉为“君之正直”。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1972年，他从卡尔·席勒手中接过财政部长一职。席勒是为了当时顺风顺水的德国企业而主张深入开展经济开放和通货汇率变动的高调部长。通过赫尔穆特难以置信的勤学和自身实用的知性，在1971年至74年之间，他废除了“布雷顿森林”这一固定汇率的体系，成为了开始摸索新国际货币机构的论者。我认为，他正是那个时候发现，因通货汇率的变动而混乱的欧洲经济必然催生出一个新的团体。
我和同事们为了新的团体开始着手准备工作。“通货之蛇”因各种趋势之下的压力过大，不堪重负而逐渐崩溃。可我们依然为创造出更加强韧的币种而继续奋斗。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78-79年，作为欧洲货币制度的欧元euro前身，诞生了ecru。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这一举措的最大贡献者。他因为与表明实施保守政策的德国联邦银行意见相左，为了要使德国马克货币和其他弱小的欧洲货币相互联系起来，必须要说服德国国民。然后，如同各位所知，德国马克是国家经济复苏的象征，也是安全和荣耀的证明。为了创设欧洲货币制度，需要赢得德国经济界的支持，赫尔穆特·施密特运用他的口才和能力，通过毫无掩饰的信息，向他们投出了橄榄枝。在我所知之中，能够如此运作的除他莫属，绝无他人。与为了急功近利而想要创造出欧洲货币的失败者相比，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耀当属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6年，我们创设“欧洲货币联盟”之时，那份报告书成了欧元导入文件的喷射口。对于那些相对无所作为的领导人们，明确的衬托出他本人对于欧洲的坚定的信念与执着。
所有欧洲人民都意识到，如果没有欧元，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的制度将遭受多么巨大的危机，甚至还会直面货币贬值的竞争局面。欧元是保护我们整个地域的强有力的盾牌。
欧洲的其他决定性进展，同样也是得益于我们深厚的伙伴关系才得以推动的。若没有这些，我们也不会在1974年创设欧洲理事会，更不会连续35年让欧洲市民在5月里直接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们了。
我认为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政治生涯最戏剧化的一幕是德国秋日所揭开的。
赫尔穆特·施密特当时不得不和无畏生死的极端派所采取的荒谬无极的恐怖袭击抗争。当实业家马丁·施莱尔被绑架之时，首相意志的坚定与否承受了考验。他被迫衡量生命和国际安全保障之重要。那是在具体的市民生命和抽象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的残酷选择。
数年之后，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自述道，那是他人生中所做的最艰巨的选择。我们只能对这份勇气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此瞬间，才能窥见美德之颜。
孔子曾这样说道：“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第六 20章》）
赫尔穆特·施密特，你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遵循了这一教诲。在其润泽之下，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卓越的政治家，对我来说，也是一位格外难得的友人。

祝您生日快乐。


在决定意志中的公共伦理
澳大利亚前首相　马尔科姆·弗雷泽
维也纳 2014年3月26日

本次会议的亮点是庆祝前首相赫尔穆特·施密特的95岁诞辰，也是前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创立者们对于搭建峰会平台的日本已故前首相福田赳夫表示诚挚谢意的盛典。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他的人生当中见证了众多变故。1941年，他作为德国年轻的陆军中尉被派往俄罗斯前线，经历了莫斯科的空袭，幸好他的部队并没有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如果当时真的付诸事实，恐怕欧洲将因此而丧失一位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
战后，施密特前首相为了彻底消除英法两国之间的仇恨、以及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而不懈努力；为了和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取得紧密的合作关系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为表达对施密特先生的尊敬，特意赶来参加了本次会议。我本人能够亲眼见到施密特先生，实感莫大的幸福。这两位伟人不仅仅在前国家领导人峰会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政坛上传授教诲，制定规范。多年以来，法德两国之间势同水火，是他们跨越国家恩怨，斡旋大局，构筑并协调了健康的合作关系。能够与这两位重要人物在同一个时代拼搏奋斗，是我的无上荣耀。
我对本次参会的前国家领导人峰会成员们，各位宗教领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宗教领袖们还特意为本次论题提交了论文，仅此一点就可视为重大的丰硕贡献，对此当表示满腔的感谢。另外，对特邀嘉宾的光临亦表示热烈的欢迎。
前国家领导人峰会是于1983年苏联进攻阿富汗之后而建立的。组织的核心是探讨关系到人类长期发展的生存问题，例如因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而导致生活面临多方危机、如何才能建设和平富裕的社会、如何才能禁止开发核武器、各国政府长期以来容易忽视的问题如何才能够得以解决等等。这些也是日本已故首相福田赳夫十分担忧的问题。
施密特前首相和福田前首相认识到了世界主要的几大宗教的核心中存在着共同的伦理，并且试图通过宗教和政治间的对话寻找共识，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第一次宗政间对话是在1987年所举办的。10年前，本峰会提出了“人类责任世界宣言草案”。至于“宣言”的概念，我认为其间包含着不同宗教间能够达成共识的公共伦理的定义。
今时今日，这样的长期性课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原因主要与地球上的众多要素相关。其中之一，就是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长。100年前爆发一战时，地球的人口不过17亿；然而，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人口已达到23亿人。时至今日，地球上已有72亿人口，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样的人口增加趋势威胁着地球上的资源，如何更加有效灵活地利用地球上的资源，适当处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迫使我们面对这些长期问题的原因不仅如此。冷战时期，世界更加平和，相比今天，发生恶性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也小得多。虽然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比较危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持了世界的平衡。
当时美苏两国都互相明白不能过分刺激对手，同时也不希望引发核武器战争，但是，这种危机也曾经数次距离爆发只有一步之遥。这种平衡最终在1991年因苏联的解体而被打破。
自此以来，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有效，但与当时相比，如今更多的国家（现在是9国）拥有了核武器。而且，核武器甚至很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此外，区域间的核武器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忽略不计，因为此类地区的战乱可能会对全世界的气候、环境和未来的安全保障产生深远的影响，数十亿人可能会面临饥饿之灾。然而，还有很多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战后，1991年3月6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议会发表了演讲，我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演说。他在演讲中提到以下的内容。
“为了支援这个小国（科威特），北美，欧洲，亚洲，南美，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我们这个特殊的联盟，接下来将为了共同的目的携手并进。那就是说，创造一个人人都绝不屈服于人性阴暗面的未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从美国人口中听到的讯息。老布什总统对于新世界也曾发表过见解： 
“请允许我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世界的新秩序，那就是‘遵循正义和公平的原则，由强者来保护弱者。’”
那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曾为隐蔽势力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竞争终于告一段落。对于自由而言，已经不具有确切的敌人。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和扩大了人文主义以及良知的作用。
那是我生命中第二次感受到乐观主义引领着世界。文明近乎全面覆灭的二战之后，战胜国和战败国的领导人都充分的认识到，人类需要更多的贤德与睿智。那是一段解放的时期。联合国的理念——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传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各国为了本国人民而尽力自息自强。即使世态不尽人意，也被这乐观的精神所抛之脑后。
冷战持续了40多年之久。强权政治的古老规则支配着国际关系，危险的竞争对手关系，导致几个大国失去了真诚合作共筑美好未来的机会。
苏联解体之后，乐观时代戛然而止。被怀疑和恐怖所影响的传统规则再次支配起国际关系，对抗恐怖分子等新型的危险由隐渐显。我认为，与恐怖分子斗争的说法不妥。而原教旨主义者们将其仅仅解释为伊斯兰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也过于表面化。
国家间的信赖分崩离析之际，我们必须探究其原因，努力维持团结。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问题，满怀诚意的关注问题所在。譬如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出现，确保了西欧的自由，这是所谓的不战而胜。其中还有不少从前曾躲在苏联身后、从而保住自由的部分国家。那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也是一个拥有长远目光的时代。然而，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思潮却一味地蔓延开来。
戈尔巴乔夫总统曾相信“NATO不会扩大到东边的领域。”然而，NATO仍然压境至俄罗斯边界。帝国解体后的俄罗斯认为这确实不是友好的行为。要确保东欧的自由，应该寻求其他方法。然而，NATO并没有感觉和意识，这便导致了最重要且最致命的错误发生。在大多数人看来，乌克兰共和国和克里米亚两个国家在当前的问题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这个新世界中，俄罗斯应实施自己所相信的政策，也就是“其他国家希望俄罗斯是一个能与其精诚合作、迈步共进的伙伴。”那也是一个能够给予俄罗斯相当大余地和关怀的世界。然而，NATO的行为将这种可能性抹杀了。东欧的新武器系统开发这一行为只会加重俄罗斯的怀疑罢了。
1991年老布什总统所发表的原则，为何如此轻易并迅速地被舍弃？海湾战争之后众人所经历的那个伟大的希望为何没有实现？结局是，多年后我们处于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之中。
只有美国是“特殊的”，这个概念在美国建国之初便已存在。然而，美国成为世界上实至名归的最强之国则是在近年。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特殊主义”对世界时事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曾经作为美国驻土耳其及泰国大使、创设国际危机管理集团的莫尔顿・阿布拉莫维茨给 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投稿一篇题为《美国的‘特殊主义’将如何毁灭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论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独特的道德信仰使我们相信，我们生来就拥有他国所没有的行为能力和自由。我们所坚持的意见，特别是在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永远是正确的。如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无视自己的法律。”文章中对美国情况的描写十分直白坦诚，很值得一读。
奥巴马总统也主张信仰美国的“特殊主义”。他曾如此说道：“为了防止孩子们煤气中毒，长远看来，我们应该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更加到位地采取行动。这就是美国的特殊之处。也是我们的特殊之处。”实际上，难道只有美国一个国家不希望孩子煤气中毒吗？
美国比起其他国家更加强大，这是事实。然而，一味强调自己的特殊之处，却没有为和平而做出过任何贡献。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纽约时代杂志的意见栏上这样写到：“鼓励众人以为自己是特殊的存在，这一行为十分险恶。”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为何说这一行为是危险的，是因为他们将所谓的“正确”灌输到国民的概念中，确信自己的选择，而不去倾听其他国家人民的意见。这样的行为，势必不会带来和平。
另一方面，对于他人或他国家来说，面对无视接受或关注他人意见的对方，要与其达成一致的协议显然难上加难。
无论什么样的外交手段，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对方的理念和伦理标准，冷静地判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如果希望对方顺应其要求，当不得逾越“合理”这条红线。顺利并长期存在的外交协商，应该是以双方都共同认可的、“成就了有价值的一件事”这一共识之上的。
当然，这是国家间的问题。不过，在宗教之间或者宗教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曾几何时，爱尔兰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导致并发展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经过数十年的交涉和苦斗，爱尔兰终于争取到了和平的未来。对立中，双方都煽动和鼓吹对对方的偏见和憎恶。一旦出口的狂言，想要撤回是非常困难的。而源出宗教的憎恶恐怕需要要所有人的释怀。
我真心相信，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都蕴含着共通的伦理标准。大家都共同拥有最基本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以及和平社会等必要的概念。通过“人类责任世界宣言草案”的发布，这个事实已被昭告天下。公共伦理标准通过语言来进行表达并不困难，但是将其付诸于行动，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实践运用起来，又该切当别论。无论前国家领导人峰会，还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目前都尚难以逾越这样的归结。
今天，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责难伊斯兰原理主义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组织，“怎么可能让步呢?”他们其实忘了，这才是一种极端的伊斯兰教行为，才会被世界上占多数人口的伊斯兰教徒所责难。
我们必须坦诚地承认，基督教之中也存在原理主义者。也有人说伊斯兰教是万危之源，是实现和平世界的威胁。我们可以明确指出几乎所有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中也都存在着原理主义者。怎样才能杜绝被他们的花言巧语和鼓吹所蒙蔽，减少新的志愿者的出现呢？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对于西方的我们来说，我们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被那些原理主义者所利用。
在中东，恐怕大多数人都认为从1953年流放摩萨台总统开始，至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因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原因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为止，西方的干涉导致了当地多起事件的发生。西方政策到底哪个成功，要检验出其是否对中东的和平以及发展做出贡献并不简单。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一个例外，那并不算单纯的西方政策。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集合了超过30个国家的联合战队。
在今日，可以看到发生在中东各个地区的战乱，对于走向和平之路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各个地区原有的根深蒂固的根源问题。伊斯兰教内的宗教派别间的严重分歧、敌对心理和憎恶明显给几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基地组织本身就是在全世界散布对伊斯兰教的畏惧和恐怖的主体。然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伊斯兰教内部的分裂并不是伊斯兰教徒独特的行为。同样的言行在基督教国家之中也有发生，他们付出了无可挽回的惨痛代价。
近年，中东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焦点，然而西太平洋地区渐渐出现紧张与对抗，可以称之备受关注的新焦点之一。在这里，比起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3月所发表的原则，大家反而更倾向于冷战时期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军事对抗。
在相同的地区，也呈现出向着和平迈进的成功一步。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已有10国加入，其中包括曾经是对手的国家成员。它的发展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其发起国便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此并没有西方国家的干预。这可以说是亚洲各国以自己的方式在促进区域发展，颇有成效。然而，依然存在几个问题，譬如针对南海的国土争端这类问题，不过，这些都可在东盟内部管理解决。成员国都意识到想要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和平和合作。我们所有人都要注意到，成员国并不都是民主主义国家，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共同合作。可见，东盟已经发展到了能够采取暂时的措施对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进行调节。东盟的进化可谓给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但是，西方各国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做到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在西方，中国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做出对其历史、文化和原因的理解，往往以偏概全地进行含有敌意的报道。中国采取了和欧洲以及美国不同的发展方式，直到目前为止，维持了平衡，经济增长以及持续发展，可见这一切都是准确有效的。这也是提高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所必要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增进理解的进化之原委。在当今大多数领导人的人生中，中国还是处于闭关锁国、内部解决问题的时代。除非必须之时，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对外交流的迹象。
中国已经结束闭关锁国的时代，成为了西太平洋所有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中国的经济依然按照每年7%的增长率不断发展。我们不得不尊重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意见，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各种问题，我们应该站在合适的立场，这一点大家应心知肚明。我们不能将此看作是具有挑衅亦或是新霸权诞生的预兆。相反，应该看作是中国传统以及辉煌历史的复活。显然，也许让人不禁疑惑，我是否夸大其词。中国并没有像欧美或者日本那样，有过帝国时代的经历。在西太平洋所发生的新局面该如何对应，如何发展，其决定要素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态度，特别是美国，日本和中国会如何处理才是关键。最近，这三国之间的交流并不能说畅通顺利，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不信任，对于美国则是忧虑重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谁也猜不透。犹豫不决的美国最后错误地选择武力解决也不排除可能。
我之所以如此提示，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以及应付苏联解体后的困难方面。然而，世界性的问题比起这些来讲其实还要更加广泛。如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西太平洋地区。
到此，我针对当前局势的紧张和难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这个前国家领导人峰会里，到底能发出什么声音？我们是否应该唤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构建起具有远大目标和伦理意识的政府。在场的大多数嘉宾早已不是往昔呼风唤雨的领导者，当今的领导人们也不愿意请教前领导人。我认为，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遵循和平和进步的伦理观继续前进，决定国策，还是使用核武器，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一落千丈。而混乱到底是因为中东纷争引起，还是因为东海的领土问题引发，从结果来说并不重要。
这问题比起以前来说更加刻不容缓。因为人类如今已将毁灭地球的工具掌握在两只手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不完备，条约中具有义务废除核武器的国家的不遵从，可用于核武器制造的核分裂性物质的生产能力的扩大，具有高度危险性的2000个核武器的事实上的存在等等，这一切都使核武器战争爆发可能性远远大于以往。哪怕是小范围的核武器战争，也会将地球顷刻变成废墟。
第二，环境问题和人类引发的大气层污染的也极有可能引发地球毁灭。过着舒适生活的现代人或许目前很难理解这个危机。若没有十分有效且合适的手段去解决，而任时光虚度，只会促进危机的提前发生。
在此，我希望能够注意以下几点。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不平等适用问题。同意友好国家的使用，反对他国采取同样的行为等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需要立即更新。对此，美国的原军人，国防部部长以及国务卿等都发表了意见。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比尔·佩里和萨姆·南等人都认为，核武器对于所有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必要，反而会陷全体人类于危险之中，应该废止。他们的意见被大多数包括持有核武器的国家中的相关者们所支持。

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不得不让人担忧不已。数月之内拥有搭载导弹的核武器国家也不在少数。从某种角度讲，这样的核对决之危险增大了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的危险性。
禁止核武器这项义务需要国际统一，各国都拥有朝着这个目标进行交涉的能力以及责任。 

• ・温室效应以及模仿和推广奖励高消费的西方生活方式，将给予地球深刻的打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

我们该如何找出前行的道路。我们应该如何解放对行动来说必要的思想和信念。人们的生活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难以对应处理。但是，我们需要减轻个人主义的比重，增加政府所提倡的对伦理和长远性的关注。 

• ・我们可以借鉴的模式。吉斯卡尔·德斯坦前总统和施密特前首相在战后，通过努力缓和了自古以来的敌国关系，促成了携手合作，这是一个力证。前国家领导人峰会的老会员奥斯卡·阿里亚斯也因为在中美洲所付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为和平奋斗了一生。

可惜的是，大国、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有商业利益的国家往往难以前行。为了追求和平发展，不得不面对风险，而这些风险阻碍了行动，从而领导者们采取了保守措施，以至引发反感。 

• ・来自南非的深刻教训。许多白人都认为，如果让大多数黑人拥有了权利，他们大概都会想到复仇。然而，纳尔逊·曼德拉希望南非成为重视所有国民的彩虹之国，大家能够毫无芥蒂地理解对方。该国的真实现状以及和解委员会的存在便是提供解决宗教内部或者是国际关系方面问题的借鉴。

• ・所有国家必须认真应对联合国。我们知道那个组织的原则和理念。联合国虽然经常成为被攻击对象，然而这样的批判本来应该是针对成员国的。联合国不过是国家的综合体罢了。联合国仍然会正常的运转，如果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导致失败，那仅仅是各国政府所导致的问题发生而已。

联合国的改革虽然也存在着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构造中想要更进一步并非不可能。仅仅只是改变态度，便会引发世界的巨大变动。大国的决策要遵循联合国的章程，并且不得因为本国国情而擅自抽取原则，仅仅只是这样的改变也会革新和推动前进的。 

• ・关于联合国规则，希望大家能够加以关注我提到的东盟的进步。

我们无法在本次会议上解决一些问题。这并不是我们目的。然而，促成某个成果大有可能。大家的智慧必将成为众人捧柴，物尽其用，为了让世界成为令人安心乐居的所在，我们要启发各国政府去行动。我们能够确实地协调好目前世界所直面的几个紧要问题。我们能够强调有效行动的重要性。我们能够倡导避免和减少所有接连不断袭来的危险。
我读了哈巴什博士的论文，我对论文中提到的建议感到欣喜。他认为需要再一次定义政治，宗教家们能够承认的人类的伦理规范的定义。各个宗教内部以及宗教之间，国际之间能够寻求到同一个伦理规范，这将是通往充满正义和和平世界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接下来的2天的讨论中，相信大家有价值的贡献将会对我们即将前进的道路予以开拓和启示。同样，政府也要将自身利益放在一边搁置，遵循伦理规范做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一共识，实现这一愿望，也算慰藉已故先人福田赳夫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创会领袖俱乐部之初衷吧。


欢迎致辞
奥地利前首相、前OB首脑峰会主席
维也纳宗教政治间对话会议组织会长
弗朗茨·弗拉尼茨基

总统
各位来宾：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城市——维也纳。诸位亲临本次宗教政治间的对话论坛，令我感到难以描述的荣光。
距今30年前，为了创立前国家领导人峰会，福田赳夫日本前首相也是特意来到此地，与各国首脑领导者们面谈磋商。当时的与会者中，如今唯有澳大利亚前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和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依然建在，并且光临今天的本次会议。如果当时的参加者们中有人质疑：“这个俱乐部将会持续多久？”，难以想象，不知将会出现何种对应。事实上，这个前国家领导人峰会真切实在地延续了下来。这所有的一切，首先要感谢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为我们的资金运转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政府。当然，其他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支援。然而，若没有诸位同仁们的耐性和忍力，峰会恐怕不会延续至今。仰仗创会者和继承者们的理性及其敏锐的分析力和预见性，我们才得以持续开展活动。能够像今天这样聚会于此，就是最好的验证。
我确信，我们可以让全世界都明白，互相交换各自的意见，对于有争论性的问题取得一致理解，这种举动是多么地重要，尤其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促进事态朝着明朗健康的方向前进。
距今200年前的1814年，欧洲的政治、外交大国也在维也纳集聚，制定了拿破仑帝国时代之后，欧洲大陆的新秩序。终于平息了战争，但这份和平却没有长久。经验告诉我们，创造和平和维持和平对于世界来说将会是一个永久的课题。自创建以来，前国家领导人峰会基于这一基本理念，试图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1996年，在我们的荣誉会长，也就是德国的前首相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领导下！——热烈欢迎您，赫尔穆特·施密特！那时就在这里、在维也纳所举办的宗政对谈中得出了几个共识，请允许我略作说明。
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必须互相保持和谐而生活，因此对人类来说，需要规则和制约。”伦理是实现和谐集体生活的最低准则。若没有伦理和自制力，人类恐怕跟原始动物没有多大差别。因此，让我们秉承这样的精神，开始新一轮的会议吧。


开幕式致辞
加拿大前首相　让·克雷蒂安

各位总统
各位来宾

能够再次来到拥有悠久历史的美丽都市维也纳，我感到十分欢乐。
跟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一样，我最近也庆祝了我的生日。我虽已 年过八十，但是跟赫尔穆特·施密特一样，在这里我就不一一指名道姓了，如同各位一样——我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在我的祖国加拿大，第六大城市的市长今年终于退休了，她有93岁。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们这些前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今后的岁月里相信还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有很多想法。对于全球问题，现在仍然忧心不止。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不是各国的代表，而正是此时，我们可以说我们拥有可以代表所有国家的全国人民的机会。我在前国家领导人峰会中算是后辈，但是仍然很感谢各位创立者先见之明，集结了各方智慧，创建了这样一个组织，来解决全世界的难题。
在维也纳所召开的第一届大会上，创立者们认识到与世界和平紧紧相关的有两个问题：军事政治和经济。因此，将这两个问题优先处理，并且以和平与缩减军事开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为中心而开展各类活动。本次宗政间对话开始之后，我们打算接下来分几个议题，以此为中心进行探讨。首先，在东欧，战争的爆发威胁着和平和安全保障。此外，世界贫富差距使得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挑战。
1987年，前国家领导人峰会在罗马举办了宗教领导者之间的会晤，也是历史上首次对话的实现，由此我们开始了针对建立公共伦理规范的活动。今天的会议跟30年前一样格外重要。今日能够请来学富五车的专家在维也纳欢聚，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引领我们的伟大神学家——汉斯・昆博士。（非常遗憾，他今天未能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