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分科会

公共伦理的确认

主席：前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费雷泽

引言
数千年以来，世界主要的宗教以及人道主义使得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伦理规范与道义在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OB首脑峰会也认为，世界主要宗教中相通的伦理观念，正是为和平以及更公正的人道世界打下了最坚固的长期基盘。
第一分科会上，德国的全球公共伦理财团的斯蒂芬·施伦索格博士与阿布扎比大学的穆罕默德•哈巴什博士提出了问题，目的是为了以小组的形式再次确立公共伦理的形成。
施伦索格博士主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的共通之处，而不是着重强调不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所倡导的大部分内容也能在东洋传统中看到，并且能在普通的人道哲学中心理论中存在，这并非只是偶然。若全球公共伦理能够在连接人与人的价值观，恒久的规范以及个人态度等方面建立公约并达到基本的认同，无论宗教信徒与否都能共同拥有。施伦索格博士在OB首脑峰会呼吁，我们必须注意，当今时代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涵盖了伦理方面的内容，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伟大的宗教以及人道主义的传统教义之时，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才可能存在。
哈巴什教授的论文主要从伊斯兰教的视角进行了讲解。他提到，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伦理责任旨在伊斯兰世界中强化中庸与宽容的力量，在世界良好发展势力与宽容稳健的伊斯兰运动之间建立有效的交流。并提倡开播国际卫星“one god”（一神论）频道，统一所有的宗教经书，同时大力推广全球公共伦理宣言（由世界宗教指导者与政治领导者署名）。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大家再次确认了对全球公共伦理的理解，讨论了在多样化的生活中全球公共伦理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多样性中如何管理全球公共伦理等问题。讨论还指出，在民主主义世界的选举过程中，因缺乏有力、英明的领导人而出现的负面活动以及诽谤中伤事件等。本分科会强调，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公共领域推广道德观念以及伦理观念十分重要。

关于世界主要宗教与精神哲学的公共伦理的确认

第一发言人：斯蒂芬·施伦索格博士全球公共伦理财团（德国图宾根）事务局局长

OB首脑峰会将此次会议的命题设定为“决策与公共伦理”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为什么OB首脑峰会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国际评价？正是因为基于它的道德信赖度、权威性和洞察力（OB首脑峰会以此来反复强调在政治、宗教、商业、社会价值方面等的根本重要性）。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国际政策”、“国际经济”等，使用“公共伦理”这样的词汇也变得理所当然起来。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缘于当今世界公共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另外则与瑞士神学者汉斯·昆博士有关。昆博士常年担任OB首脑峰会的顾问，我自身也与他一同工作了30余年，在此也代他向大家表示衷心的问候。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昆博士。20世纪80年代，世界潮流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换，随之也带来了宗教、政治、社会的变化。昆博士对此十分关心，他在所写的《Global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 New World Ethic》(New York 1991)一书中提到，全球化环境中的人类，只有在相异、矛盾，甚至对立的伦理没有立足之地时才能够长期存续下去。虽然世界并不需要统一的意识或者统一的宗教，但考虑到人种、国家、文化间的差异我们还是要求将世界通用的伦理价值、规范和态度作为沟通的桥梁，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我们需要全球通用的公共伦理！
尽管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之间也具有共性”这个观点太过新奇，令人难以接受，但昆教授依旧高举“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这面旗帜，明确表示不赞同那些单方面强调仅宗教易于引起纷争的观点。所谓全球公共伦理这一概念，是建立在不同宗教以及文化的背景下，相对关注“差异”，更应该将目光放在“共性”这一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需要文化间的对话与宗教间的对话，更需要学习和思考文化与宗教中价值与伦理的共同之处。当然如诸位所知，这样的共同价值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家庭的生活层面，在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能反映出其存在的重要性。
如果宗教、人道主义的传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信仰和哲学，那么我们谈论“全球公共伦理”的共通价值是否据有意义呢？当然需要。那是因为对于变得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有暴力倾向的人类来说，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做人。
进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们也都表示，人类成功的秘密并不存在于一直被误解的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理，而是存在于人类互相理解、相互帮助的能力之中。
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在友好共存的前提下创造了价值与伦理原则，这个原则存在于全世界以及所有的文化范围之中。数千年来，主要的宗教与人道主义的传统促进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和道理，特别是为他人着想的美德以及相互主义的产生。
“替他人着想与慈悲”意境中的人性是：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人。
有名的“黄金定律”中所讲到的相互主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上两个道理，在反对暴力，崇尚正义与真实，追求性别平等的基本伦理价值中也有所体现。
伦理规范常常是针对处于特定场所、事件、状况之下的人们而制定的，实施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它们扎根于各个时代，依存于各种状况，随着时代而变化，也会根据当时的时代环境而决定采用的优先顺序。有些伦理规范会渐渐消失，并被遗忘，甚至可以被忽视（大多因为政治原因）；但是，有一种基本的伦理规范适用于或应该适用于所有的文化范畴。经验告诉我们，同样的生命价值在不同的文化范畴内都是经久反复的。
所以，大部分在希伯来圣经、新约圣经、古兰经中被视为“神的戒律”，虽然其论据各有不同，但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中国文化的伦理格言中都可以发现相通的脉络和观点。而且，数千年来这些观点一直作为人道哲学核心价值而被传承下来，这并非偶然。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全球公共伦理的祈求才能够被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所共同拥有，人道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也能像信教者一样对它产生共鸣。
再者，1993年世界宗教家议会所采纳的“全球公共伦理宣言”（归纳道理和价值，提炼出人类共通的理论核心），是基于宗教间对话的历史而升华生成的具体体现。对此予以签名赞同的署名者（基本上都是各宗教的领袖）至始明确“全球公共伦理”的意义。
“全球公共伦理并非超越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将现存所有宗教统一为一体的企图，当然更不是指某一特定宗教对其他所有宗教的支配。它指的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维系规范以及人生态度不得任意涂改，以求伦理底线的基本统合。”
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全球公共伦理的产生，并非企图取代各自的宗教伦理，而是希望作为各种宗教的后盾。那些妄图改善犹太教的律例、基督教的山上垂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耆那教的博伽梵歌、佛陀的教训，甚至取代孔子论语的想法都是愚昧至极的谬误。因为上述经典至今仍被数亿人视为信仰，当做生活、思考、行动的指南以及内容。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每种宗教应该保持各自的特点，在社会上维护各自的教义以及宗教仪式，但是，宗教也应该在基本伦理所指明的范围内关注相互的共性，并给予认可。
另一方面，全球公共伦理在不同的宗教间，或者对同一宗教内的宗教争议不宜作出结论。在不同宗教间，或者在同一宗教内有争论的宗教问题，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成为全球公共伦理的。“全球公共伦理宣言”中提到了一些现阶段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比如避孕、堕胎、同性恋以及安乐死，这也是不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宗教以及精神哲学的义务与责任，并不是激化那些常常在法庭上所涉及的社会对立问题，而是进一步对这些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并在公共伦理范围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这样既能帮助个人又能贡献社会。
并且，世界宗教家议会的全球公共伦理宣言并没有借用神灵之名。如果你是某种神教的信徒，想要学习佛教、儒学、道教的经书与世俗的经典时，也不得利用神的权威来反驳这些教义。
值得赞扬的是，OB首脑峰会在较早的阶段就认识到超越文化障碍的价值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而言十分重要。OB首脑峰会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努力，并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范本，于1997年发表了“世界人类责任宣言”。OB首脑峰会对以下几项内容表示肯定，即“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良好的社会秩序仅仅依靠法律、指示、习惯是无法实现的，我们需要建立全球公共伦理”、“对于人类进步的向往，只有在符合所有时代、所有人与组织，在达到一致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10年之后的2007年，在德国图宾根召开的OB首脑峰会“顶级专家会议”中，提出并讨论了“世界政治主要因素之一的世界宗教”这一议题。
所谓的价值，是指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理想与标准。当然我们也知道，将这样的价值导入政治与社会中是何等的重要与艰难。我们每天都从新闻上看到那些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的崩溃而引发的危机和丑闻，不难想象本应起到带头作用，并且成为价值与伦理核心力量的宗教自身也被既得利益和丑闻缠身，被内部纷争与失和弄得混乱不堪。无论在会议进程中是好是坏，我想我们都应该对这几点进行讨论。
所以，当今世界需要出现一些人和组织，能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准确、客观地判断世界的正邪与善恶。
也就是说，这些超越政治、社会、宗教、文化框架限制的人和组织，能为我们指明方向，使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促使我们建立以敬意、自由、和平为根基，并能反映人性而被全世界认可的价值观。
我确信OB首脑峰会正是这样的一个公开讨论会。最后根据一直以来的尝试，我就这个会议接下来的讨论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中，都包含着伦理方面的内容；
大家必须认识到，正义、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只有我们认真思考伟大的宗教和人道主义的传统教义之上才能得以建立。
2003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图宾根大学的《全球公共伦理讲义3》讲座上进行了演讲。当时正值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的伊拉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安南问道：“如今我们还拥有共同的价值吗？”
在结论中，他这样回答道:“对，我们现在依然拥有。但是，并不要把它想成是理所当然的，那样的价值需要我们十分认真地去思考、守护并加强。我们必须拥有坚定的意志，通过自我探讨，按照我们所推崇的价值去生活——无论是针对个人生活、地域社会、国家社会，还是整个世界。”

决策中的伦理

第二发言人：穆罕默德•哈巴什博士、阿布扎比大学伊斯兰学教授


向在座的各位给予安拉的祝福。
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上，与伟大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们进行对话，我感到十分开心。我们曾和那些关于和平与安全、道德性与伦理性的决策决定者进行过对话，并且为共同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着。我也为能以伊斯兰（那是预言者们所讲爱与宽容的证明）的立场发表讲话而感到光荣。这是预言者们所说的，由预言者穆罕默德宣讲与祝福过的，并且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托拉律法、基督教的圣经中确认了这样的提示。布教有五大支柱（其中两大支柱为信赖其他宗教，以及相信其他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和信仰），预言者穆罕默德这样说道：“信仰是以神、天使、圣经、神的差使、审判日五大支柱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如果一个人不信奉穆罕默德之前的预言者——即预言者的父亲阿卜杜拉、摩西、或者马丽娅的孩子耶稣以及其他的信仰者——那他就不会被承认是伊斯兰教徒。就像神所说的一样，神的差使（穆罕默德）是相信神的赐予之人，神也是一样，他们相信着安拉、天使、圣经以及神的差使。穆罕默德也命令我们相信除他以外所有的预言者。古兰经、托拉律法，又或者圣经中所没有提及的预言者、灵魂与冥想之地的东洋预言者也是这样。“并且，给予的是那些被提及的以及没有被提及的差使（指我们）。”
今天，因恐怖主义而让世界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厌恶感，伊斯兰教的形象被扭曲。我认为，是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欠缺，富裕国家没能带动贫困国家的国际社会环境，以及蔓延至伊斯兰世界的独裁统治，才导致了那些企图从统治与迫害中找到解放之路的恐怖主义的出现。所以，迫害与反抗迫害是造成人们厌恶伊斯兰教的原因，今天在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能证明这一点。
总之，在伊斯兰世界促进中庸与宽容之力，实现良好势力与伊斯兰稳健运动（否定恐怖主义，即使有再多的正当理由也不将其合法化）间的有效交流，是作为我们这些宗教领袖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全能的神在古兰经中所讲的“恶会被善所击退”才能达成。在新约圣经中，耶稣也这样说过：“说恶会被恶所击退的人一定是在撒谎。两团火着起来，你用一团去灭另一团看能否熄灭就知道了。”恶会被善所击退，黑暗会被光明所击退，所谓神的法则就是这样。
再者，大国若不考虑伦理问题做决策，或者仅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结盟，最后都不会成功终结争端。加上人与国家机构之间信赖关系的丧失，大部分国家会对联合国、同盟关系在伦理基准与正义方面给于否定。这样的状况无论在大国的政治利害，还是小国的政治利害中都可得以印证。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各个地方遭受到威胁，人们变得开始依赖武器和恐怖主义。
总体来说，我希望能够发表我们特别委员会所总结的，由政治领袖和宗教指导者署名的《人类公共伦理标准》，并且可以使用一年的时间，在政治领袖和宗教指导者的助力之下，让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署名。据此，我们可以像为许多国家提供援助的《人权宣言》那样，让《人类公共伦理标准》成为国际条约被予以接受，并且在联合国的大旗之下召开会议。
现在，我站在叙利亚人的立场上与诸位交峰，我们经历了因不相信自由与人的尊严而引发的、在人的意志与自由权利的对立中爆发的战争，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充满了苦难与恐怖，深深伤害了我们。我有责任感谢那些对在悲叹与苦闷中挣扎的叙利亚人民给予支持的人们。实际上，就像神所说的，救助那些被虐待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信仰。
在叙利亚，人类文明开启于6千年前，在这里诞生了许多种宗教以及预言者，他们在世界各地展现着自己的智慧。亚伯拉罕时代以来，叙利亚成为了世界所有信仰者们的圣地，是世界上探索信仰者们的精神救济，实施善举，和爱安拉、以接近安拉为目标的圣地。
这是世界上所有睿智的人们一致认可的。“你们这些信徒啊，全心全意地进入伊斯兰（平安之地）吧。不要追赶恶魔的步伐，其实他才是你们的公敌。”（古兰经2/208）在全能安拉的语境中，我想对今天在这个高贵会议中的各位圣职者表示支持。
我们需要对宗教演讲方法进行彻底的改善，因为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宗教演说中，还有人在使用傲慢和排他的语言。我认为这样的演讲只会让人们远离那些本该是产生宽容与慈悲的宗教精神。世界所到之处，有着与那些充斥着政治以及等级划分的宗教演说相差甚远的、信心十足又正直的人。这些人只崇拜神，并向神所创造的人贡献自身。他们将宗教看做初期的，最为平常的爱、自卑与和平。这些人生活在神的精神光明下，不论喜欢与否，人们相信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将预言者所给予的、古老的智慧所赋予的一切全部视为友爱的象征。
继承其智慧的文化，从一开始便是伊斯兰的高贵传统，古兰经有14处指出预言者们相互帮助的故事。这包括了先行者的预言、后世的智慧，以及对当代的建议。
预言者穆罕默德说过：“智慧才是信仰者的目的。生活在何处是对于信仰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20年前伟大的叙利亚伊斯兰法学者谢赫•艾哈迈德鼓舞所有的宗教信仰者，通过指导走向正确道路的统一伦理区分，参与了为收集各宗教经典的运动。
虽然我们相信不论喜欢与否，人与人之间都是兄弟姐妹，但把相距遥远的人们联结起来是神的旨意。各宗教以及各教义间的共性很大程度上依存于预言者与智慧者们的智慧遗产的一贯性，人类生活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必须与所有的独占天堂、独占宗教、独占现实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必须将自身的信仰理解为众多信仰中的一个，而非超越其他信仰的信仰。所信仰的宗教，不是超越其他宗教的宗教，而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所在的国家并不是超越其他国家的国家，而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许多证据。
我认为，自由与民主主义的欠缺，富裕国家没能带动贫困国家的国际社会和蔓延至伊斯兰世界的独裁制才导致了那些企图从统治与迫害中找到解放之路的恐怖主义的出现。
但是，这并不是伊斯兰教本来的面貌。我们必须在古兰经与预言者穆罕默德这样的传统中找回伊斯兰。神曾经对穆罕默德说过：“我将所有的人类交给你”。古兰经以“神为了全人类而存在”这名言开篇。神并不是说自己是“伊斯兰教徒的神，信仰者的神又或者是阿拉伯的神”。神是“人类的神”，古兰经最后一句便是“全人类的神”。我们必须找出更多的共通之处，因为这是所有预言者们共同要求的目标。
在这次会议中我有三个提议。第一，希望大家一起为世界首个国际卫星频道“One God”的开设而共同努力。向世界传播友爱、宽容与爱，相信这些神指教的子孙们在一个地方聚集起来，预言者们的指教只有一个，他们的指引只有一个，以及预言与智慧将追求人类的幸福、对抗人间罪恶作为高尚的目标。这些，古兰经也表示认可：“人类啊，我将你们从男女有别开始创造，并创造了能够相互了解的民族与部落。在安拉的眼里，人类中最高贵的人便是最纯洁的人”。
第二个提议，我希望所有的教典能够被统和成书。所有宗教都需要共通的价值与完善的伦理规则，祈祷就是唯一能够抓住信仰者心灵的方法。古兰经也写道：“（他才是）天与地的创造者。他若是决定了，只要说一声‘有！’就会存在。（古兰经2/117）”
第三，我想呼吁世界上的宗教与政治领袖共同签署世界伦理宣言。这项活动将在世界各地与联合国共同推进，目前草案已拟完毕。
总结以上的内容，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了执行我们的宗教以及预言者命令的任务，为了寻求宽容而拒绝战争，为了向神祈祷慈悲和所有人的救赎。与独占救济、独占乐土、独占现实、独占神而作斗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之间，以及我们宗教方面的方法、对宗教的理解方法之间，有着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的相通之处。伊斯兰是爱的指示、自卑的指示、和平的指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其共性。
神虽然只有一个，但是神的名字有多种。
现实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存在方式有多种。
灵性虽然只有一种，但是宗教有很多种。

讨论

奥巴桑乔总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伊斯兰教徒主张所谓的兄弟只局限于伊斯兰教徒范围，即使是同属于一对父母，若不是伊斯兰教徒便不能成为兄弟。这样的解释该如何向国民说明呢？

哈巴什博士：我们知道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特别是博科圣地与基督教间的悲剧。我们在理解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有两条道路。第一是充分观察基地组织等势力所犯下的罪行，并阅读古兰经。为了知道这世界上所发生的极端战争在古兰经中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认为你们有必要阅读古兰经。你若没有良好的信仰，没有对耶稣基督以及摩西真挚的爱，耶稣与摩西对信仰者们没有慈爱之心，那我就不能认为你是伊斯兰教徒。这就是依据伊斯兰教信仰所持有的想法。但是，可惜的是，极端的运动使伊斯兰变得腐败。

阿尔萨雷尔博士：过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冲突，也有过战争。虽然两个宗教都有伦理性的教典，实际上却受着政治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经都可以这么说。我们无法对人们说，若没有知识的话，又该怎样去理解吉哈德的相关记述呢。伊斯兰极端派是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原封不动地按照古兰经行动。而大部分的极端派都只有这种信仰之心，因此有强有力的论证来接受他们。所以要击退它们，用的不是我们的方法，而必须是沿着他们的做法与他们进行斗争。因为我们推行的伦理对他们而言是行不通的。

阿克斯沃西博士：马加利的博士论文中说到，宽容的本质是尊敬，它创造了共同伦理。巴达维博士的论文将焦点放在了适用伦理的政治方面。最近，在政治论战中，我们所说的，作为伦理部分的尊敬被大肆否定。选举战中考虑的不是候补对手，取而代之的是进行人格攻击。蔑视对手，让选举者得不到尊敬。实际上，利用联合国、同盟关系制造丑闻，我们就会变成对方的敌人。或者，我们对他们的所言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关他们。
我们一直蔑视政治，所以优秀的人没能进入政界，结果，就像OB首脑峰会所时常感叹的那样，世界变得只剩下无能的领导人了。我们需要更好的领导人，但是像现在这样利用丑闻的选举方法，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应该反对当今政党所利用的丑闻与诽谤中伤之类的行为。

古儒吉氏：哈巴什博士所说的对于伊斯兰教的思考，我觉得有必要引入南亚地区。南亚人并不习惯这种思考方式。在伊斯兰教中，瓦哈比派教义比苏菲派神秘主义更占据优势，但是应该如何面对不同的宗教被导入呢？在印度有大型的苏菲派宗教，他们是宽容的伊斯兰。并且，印度的异教没有展开战争以及异教间的对立。在那里有着更多的透明性，人们共同祝福，相互参加各自的节日。但是，随着极端派的出现，开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裂隙。OB首脑峰会以及在座的我们，能否拧成一股绳将光明传递过去呢？怎样做才能对极端派有效呢？该怎么努力呢？ 

赛卡尔教授：OB首脑峰会努力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异教间、信徒间的距离，并朝着全球公共伦理发展，关于这方面还没有多少成果可言。我在这里说的是关于全球公共伦理的问题，那是因为我认为只拥有一个全球公共伦理是不可能的。但是，朝着促使其向同一方向发展的努力是可行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努力将那些拥有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意识形态人们聚集起来，使他们找到共通的理解，但是我们并没有成功地在不同宗教之间建立起信赖感。我期待在这次会议上，创造全球公共伦理这一目标的实际方案能够实现。 

巴达维首相：我不得不讲一下我的祖国马来西亚，因为在马来西亚不仅有许多民族，而且还有许多宗教。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活下去，不得不为赡养国民而发展经济。我希望那是实质性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让大家接受的想法和目标。我们基于信仰与信心的原理，建立公正可信赖的政府、自由并自立的国民，追求和获得知识，平衡综合发展经济，保证良好的生活品质，拥护女性及少数者们的权利，真正的文化、道德性的品味，保护环境以及天然资源，加强国防能力等方面进行不停地开展着对话。重要的是，要创造出让人们接受所有宗教的精华，也就是“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对权力的爱，而是爱的力量”。

穆阿迈尔氏：我们在这里相聚是为了搭建共同理解的桥梁，对此我们需要对话。我们的观点在所有宗教中都有支持理论，大家对和平共存这一原理的看法表示一致。但是在中东等地方，宗教与政治结为一体，同时许多人为了私利私欲而利用宗教，我们的设想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在西方文化里，因国家与宗教间的成功分离，民主主义得到推广。但是中东基本上是那些充分发挥着宗教思想，受宗教所支配的伊斯兰国家，我们必须做的是，传递知识，帮助他们，这是唯一能够通过对话而达成的事业。

赛卡尔教授：沙特阿拉伯在国家与宗教分离这方面是否起到了向导作用？

穆阿迈尔氏：我并不是说支持国家与宗教的分离。我们应该支持人们自己所作的选择。比如，埃及采用造假的民主主义，并将其与宗教结合起来，但最终失败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强化人们的选择。

弗雷泽主席：刚才的意见反映了国际化伦理的思想得到了理解。但是，我想还有很多人会认为不同宗教之间在伦理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在我看来，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理解所谓的全球公共伦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人们虽然知道伦理应该如何存在，但是这些人对政敌却采取十分无礼的态度。该如何将这些推翻，让人们成为政治的主人呢？在这20年内，澳大利亚存在着为提高自身政治地位而利用人种和宗教的现象，这是作为政治领袖最为恶劣的行为。这样的状况一旦发生，就会引起社会上无知民众的反感，很有可能产生恶性结果。我认为有必要将全球公共伦理进行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不同宗教能够相互支持的共通标准是存在的，要确认的是如何将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方案中执行。

汉森教授：我想在今天早上的评论中可以提出三个不同的问题。一、通过对全球公共伦理以及相关对话理解的重新确认，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说明与探索。二、在各色各样的生活中全球公共伦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马来西亚首相指出的那样，全球公共伦理如何在多样性中取得主导地位？三、使我们能够共存的美德，也就是如何追究人类所有美好的部分，如何通过特定的德行和礼节来对抗极端主义？如果实现这些，我们就可以抵抗自身宗教和政治构造中的极端主义了吧。

罗森博士：半世纪以前，成为拉比的我热衷于理想主义。我在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耶路撒冷的正统派犹太教学校学习。我的工作目标是让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们在某些程度上拥有宽容与理解。但是50年过去后，最终还是失败了。可悲的是，现在不只是犹太教，我所认识的其他宗教，也是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占据有利地位。
从前有过“是时代造人还是人创造了时代”这样一个争论，我认为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诸种事物中，存在着被政治动向以及自动的历史性、社会性状况所控制的循环周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狭隘的欺瞒就是对乔治时代自由过剩的反动行为。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创造与改革造就了相信妖精、迷信玫瑰十字会的氛围。人类社会描绘出了循环周期，于是循环周期又具备能量与自身规律。1千年前，住在埃及的伟大犹太教学者迈蒙尼德是一位开明的哲学家，他在著书《迷途之人的向导》中谈到了宽容与理解。他的著述被一些人赞赏，又被另一些人排斥。这本厚厚的书与法律、神学和伦理相关，我时常被其中的一个主题——平衡问题的“黄金定律”所鼓舞。
这个OB首脑峰会没有解决世界问题，也没有解决中东、非洲以及远东的纷争。但是，当然并不是想要责难谁，找出替罪羊来转嫁责任也解决不了问题。人类有解决人类问题的能力，只是仅局限于是否在诚实与善意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自行解决纷争，这便是现实。我相信，主张遍及各处的友爱与爱的价值，努力让其存在于公共场所，这才是我们、这个OB首脑峰会，以及与这个OB首脑峰会性质相同的组织们的义务。所以我在阿克斯沃西博士提出选举问题时感到很开心，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政治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粗野和残忍。在英国议会上，以前的议员以“阁下”相互称呼，可现如今大部分的会议中这样的礼貌已经消失不见了。
所以，无论是叫作基本伦理也好，还是基本问题也罢，人们努力将其统一起来，并消除憎恶和敌意，即使最终没有结果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有人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在座的我们有责任保持积极的建设态度，并将我们的想法投入到公共领域以至于实现。提出问题的人应该伴随行为，否则，我们就无法寄希望于下一代。至于我们这一代，我始终坚信我们有将自己的声音传达送出去的义务。

张信刚教授：我完全赞成罗森博士的观点，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赛卡尔教授：我强烈抵制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词，应该说成“穆斯林的领域”。

汉森教授：在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中，对本尼德克特16世的救济态度需要进行补充。可能天主教教会曾采取过教会之外没有救济这个立场，但是幸运的是，到了20世纪，这些观点就消失了。当然，法国现主教领导下的改变宗教信仰的劝说也减少了。但是关于救济，前主教与现主教并没有错误，他们都相信所有善意的宗教都将获得救济。

施伦索格博士：我们不能犯其他宗教会议中所犯下的错误。我们不能重新去发明车轮，我们应该去确认全球公共伦理这一设想的根据。我们大致上就其意味着什么、不意味什么进行了大致的说明。对此，采用宗教界以及人类社会所制定的材料和文件已经十分充足。我们无需重新制定新的文件，我们应该做的是将这些已经存在的文件传发给大家。
另外，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将这些思想在我们所在的社会具体地执行。我认为必须在政界、经济界以及教育领域三大领域实施。若不进行初级的、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我们将无法改变现状。最后，我想我们不应该用宗教的方式进行说教。推行这样的原理，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找出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说教方式。

２・第二分科会

二十世纪以来的教训

主席：奥地利前总统弗朗茨·弗拉尼茨基

引言
   
人类在20世纪目睹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超过6千万人的生命。而后，随着世界科技的飞速进步，不论是先行的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飞速提高。在本次会议的第二阶段，我们考察了这一系列变化所引发的意义。
作为第一位发言人的莫尼黑大学神学、伦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威廉姆•格拉夫博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德国国民都严厉批判了纳粹时期的政策及其反人道的罪恶。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德国人和新旧基督教会接受甚至积极地支持反犹太政策呢？这不仅是人类的失败，也是宗教界的失败。宗教往往呈现连带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灾难。因此，对人类多元化要素和思想体系进行完美的协调实际上极其困难，世间经常发生的道德对立、差异和分裂本为常态。格拉夫教授认为，相对宗教而言，这也正是我们提倡和推动伦理全球化的原因。
第二位发言人是Art of Living的古儒吉。作为人性价值国际协会创始人的古儒吉大师指出，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曾总括各类宗教信仰并欣赏它们各自不同的差异，使人们众志成城，为20世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亚洲殖民政策打上了终止符。尽管如此，宗教间的纠纷依然是印度次大陆的一大问题。古儒吉强调为了不重蹈上个世纪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必须坚定地推行教育事业，促进和平事业的发展，以不受压抑的开放与平和的内心和幸福感，引起广泛的关注，大力开展反对暴力的交流活动等等。
约旦前首相阿布德·萨拉姆·马加里博士引用古阿拉伯学者的话，提出了对于解决纠纷，促进和解与推动和平的领导者之作用的考察。独裁的领袖必将走向破坏文明，谙知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事关至要。马加里博士还强调指出，有必要让年轻的一代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
  接下来的讨论中还提到了以下观点：来自多神教的东亚参会者们一致赞同境内宗教的总括性和宽容性有益于回避纷争。不过，可悲的是与西方各国一样，东方各国也发生了不同宗教和民族间的纠纷。根据格拉夫教授的观点，与会者们了解到日本的佛教僧侣承认曾经支持二战，并对此作出了反省，祈祷绝不允许类似的惨案重蹈覆辙。而对于主张理想论的康德理论，霍布斯理论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咄咄相逼，表示质疑者不在少数。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场争论是积极的，带有挑战意义的，是经通民主主义的过程获取的成功。
可是，世界上其它地区，特别是将神的主权和对于宗教传统的遵守与民主主义组合为一体的伊斯兰各国，至今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明显的对应。同样重要的还有经济开发与人类的生活质量的关系所带来的挑战。因为经济、政治的失策结果，大量移民的增长导致引发了西方各国所产生的反移民情叙。这是接受移民国家的主要课题，更是对人口过剩的挑战。世界不得不正视人口90亿的现实以及其对地球生命体所施加的威胁和困难。尽管纯粹的世俗社会的典型并不存在，不过有结论表明，受到法律支配的世俗国家的确存在着。法律的支配保证了康德主义的特定要素能够继续维系。
而人与文化的表现方式不同，愿望渴求也不尽相同，需要我们应避免一元单一的解决方策，采用综合性的语境去思考。为什么孕育出坚韧的社会束缚力的原教旨主义然具有魅力？探究其原为格外重要。不难看出，就像宗教界从基于世俗价值观的诸种目标中获利一样，世俗国家当然也会从宗教界的贡献之中享受恩惠。

教会为实现和解而实施的先行事务
——一个德国人的见解

第一发言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姆•格拉夫博士，莫尼黑大学神学、伦理学教授

神学者的人生经验反映在各个神学中。神学、宗教学及个人体验复杂的融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互影响。我自身关于宗教的研究，是在某个特别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我出生于1948年12月的西德，属于最早在联邦共和国生活的第一代德国人。总之我是与这个民主国家一起成长的。
我们这一代关心政治，内心丰富，自发面对一个特别的挑战，那就是我们必须彻底验证国家社会主义与其可怕的犯罪。我们必须回答为何德国最早的民主主义尝试——1919年创立的魏玛共和国会失败，为何纳粹的反自由主义独裁国家能够成立。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时候起，就开始学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古典政治论，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论。
因为我对议会制民主主义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表示关注，于是强调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
我19岁时参加了日德留学生交换计划，在日本国内旅行了数周，其中有段时间在东京学习。在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母国文化有多么特殊。以其经验为契机，我从很早开始就研究基督教，特别是研究和其他宗教的关联性。在那里，我主要关心的个人自由成为焦点。我强调个人自由，以促进有着很大背景和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和平共存的神学传统。
在我学生时代，曾从图宾根大学转校到慕尼黑大学。在慕尼黑大学我遇见了指引我走近新鲜且魅力四射的思维世界的哲学教授阵容。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德国[新教文化]传统。我读了黑格尔、费利德里希E.施莱尔马赫、特洛尔奇、哈纳克的著作，尤其关注康德。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德国启蒙主义中代表了自由理论中最重要的冥想哲学。总体来说，我意识到自己是新教的康德主义者。我在康德身上学到了批判的自我反省与宽恕，以及应该常常对狭义的、所谓真实的主张提出怀疑性的质问。
我们这一代肩负的任务是详查近代政治的集团主义与其思想体系上的规则，追究为何有那么多德国人，特别是新旧两种教会的人会接纳并积极地支持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并没有打算读自己的论文，不过是想加上两点与今天上午讨论有关的想法。
首先是关于宗教的。就全人类的宗教传统而言，宗教是相当暧昧的现象。宗教能够给人们带来共识，也可以使脆弱的我们变得坚强，弥补贫穷者和社会底层人士的基本需要。宗教超越国民、阶级、民族等，使人们成为兄弟姊妹，并引导人们互相理解，宗教也可以培养谦逊之心。
另一方面，宗教也是极其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势力，甚至可能成为具有极端暴力的要素，不能共有“个人虔诚的信仰之心”，促进人们憎恶与排除那些信奉来路不明的神之信徒，可以说这也是存在于所有宗教传统里的真实。譬如基督教和佛教的历史中也包含很多的暴力倾向。还有像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一样，在东亚地区的新兴宗教也有相当多的暴力情况。总之关于宗教，我们必须比今天上午各位提出的那样进行更加严厉的批判，以更加怀疑性的态度相互探讨见解。
第二个要点是关于全球公共伦理这个词汇的探讨。“全世界”或者全球这个概念是18世纪的德国和英国为了传播启蒙主义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有人称之为“世界主义者精神(气质)”，有人称之为“人类的尊严及基本人权的精神”。启蒙主义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和伊曼纽尔・康德经常强调某一点，即对全人类而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最具伦理性的东西是只基于理性的、非个人主义的努力。引导我们到全球公共伦理原则的东西，是理性而不是宗教的信仰心。
这对于启蒙主义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者来说，一方面是理性和全球公共伦理，另一方面是很多不同的特定宗教传统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根据康德的表达，后者是在特定的伦理观中以宗教的方式嵌入伦理规范或者他律道德。宗教的伦理是基于人们对全知全能的神之依存。与宗教的他律相比，理智的伦理明显是与之相反的，是基于自律与自我决定的。
今天早上，弗雷泽首相讲述了被世界主要宗教所接受的全球公共伦理。不得不说我表示非常怀疑。在古老的宗教传统中，许多要素与作为全球公共伦理核心的人权观念是很不一样的。举个德国的例子，德国的教会很晚才学习到接受人权的观念，具体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了。教会自19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强烈排斥任何人权思想，完全延后了人权主义的发展进程。我想在我们之中，关于宗教与全球公共伦理之间的关联性有着许太需要协调的见解。不仅是在有着多样性的多种宗教或自治体内部，我们还要更加认真地关注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
接下来让我总结一下。对于基督教神学者而言，和解、宽容、全球伦理或者公共伦理等同于生物化学中昆虫学一类的概念。今世与来世，王国世界等这类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以宗教性的和解与宽容的方式进行议论的，是思想形态化和政治道具化阻止了对它们的议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式，经常会不断产生很多伦理的对立面。在世间，经常会因为差别和意见分歧、分割、分离然后发生纠纷。追寻能够涵盖多方面的全球公共伦理社会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带来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生个人要素和否定个人自由的威胁。越自由就越有多样性，也会不时地产生争论。

弗拉尼茨基主席∶我想陈述一下意见。首先是关于宽容和信教的自由，德国最有名的诗人歌德曾经写道，宽容只有在中间点、即恰到好处时才有可能。如果不能被接纳，也就丧失了意义，对此我们应该铭刻在心里。其次，弗雷泽首相和其他几位也说过，要历史性地看待事物的多种层面，我也赞同不能忽略宗教也曾是引发各种纷争、争论及战争的主要原因。
爱尔兰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例。爱尔兰的天主教并不是因为英国是新教徒而与之对抗的，而是因为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被发达的伦敦所压制才开始战斗的。仅凭这点就成为不能交朋友打交道的充分理由了。而且，政治领导是从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被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们也都附议各自所属团体的意愿。北爱尔兰的领导们在局势稳定之后才觅到回归和平的机会。貌似十分好战的强硬派伊恩・佩斯利则在离来公职之后，才终于制定出共同协作的方法和路线。
第三点，让我来提一个问题。我想也许下午演说的各位都能回答。在讨论关于全球信誉和信用等问题的时候，众多的宗教和国家将如何表述对男女共同参与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之所以如此提问并不只是因为下午有印度人的发言，而是因为我能够从您的发言中获益，请允许我对您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格拉夫博士，您说我们很晚才进入学习的序，那么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会抵达无神论吗？

格拉夫博士： 不，我没有这样说。我只能提洲社会，关于美国我也只能涉及皮毛。欧洲社会的很多宗教现状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在法国和英国还碰到对世俗主义的趋势带有攻击性的无神论者。不仅局限欧洲的基督教会，一些天主教会里也带极右翼的攻击性要素和保守性要素。还有圣诞庆祝集会的虔诚的产阶级，他们明显的自认为身为教徒。我不认为欧洲是无神论者的大陆，波兰则不一样。诸位接触了很多五花八门的事态，目睹了东德的现状，那是难以与南德相比较的。
我认为宗教和政治不能分开考虑。在欧洲，宗教和政治也没有被分开。19世纪在欧洲各地发生的民族主义是以神学思维和宗教传统为基础的。他们经常使用神圣的国家、神圣的波兰等类似宗教语言。不过，把宗教机构、组织与国家分离开来，把教会和国家分离开来也可能做到，只是那要另当别论了。

为差异而祝福

第二发言人：古儒吉大师 （印度）
           

我想先从日本举办的某一活动开始说起。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和日本的宗教领袖曾经见过面。在尼克松右边的是佛教僧侣，左边则坐着神道教的最高神官。尼克松向神道教的最高神官问道，在日本，神道教的信徒有多少？最高神官回答说百分之八十。听到这样的回答，尼克松感到很迷惑。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高神官和僧侣相互看着，微微笑着。“那是因为我们的宗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有的佛教徒都赞美神道教，相反也是如此。”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尼克松的故事不太现实，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印度，刻板的印度教家庭出身的人，不管男女，也必须去教堂或者清真寺。事实上，我们的父母也带领我们去其他宗教场所礼拜。从甘地提出的宗教和平共存扎根于习惯传统的说法来看，在印度，犹太教甚至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并且繁荣发展。事实上，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迫害犹太教的国家。
我117岁的恩师是与甘地交情很深的人。甘地常说道：“我们必须抱有梦想，我们必须马上做事。”甘地的梦想具有包容性，他每天吟唱着古兰经中的几个韵文、圣经的几个章节、博伽梵歌，之后吟唱着佛教经文。甘地哲学是20世纪南印度发展的经验与进步的源泉。他在20世纪画上殖民统治终止符，完成最具挑战性以及最困难的运动中，让所有的宗教信徒合二为一，一起参与了进来。
当今，印度教和佛教这样传统的和平性宗教，不知不觉也受到了过激主义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会逐渐丧失掉包容差异的能力呢？学习甘地的实践，我们要在多样性中找出调和的方法，之后一起参与具有相同目的的宗教集会。我们必须鼓舞信徒们相互学习其他宗教，如果让孩子们对所有的宗教，即使培养出那么一点点的理解，在他们的成长中也不会有认为“只有我的宗教通向天堂”或者“其他的宗教都通向地狱”的观念，广阔的视野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20世纪的各国之间军备竞争激烈，以至导致巨大的财政支出于武器和弹药等
制造不幸的行业，一些国家都将大量的经费花在国防事业中。假如政府能够即使只拿出防卫支出的0.1％用于年轻人的和平文化交流活动方面，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宗教团体也要能够拿出勇气和对未来的希望，鼓励发展其他宗教的各类活动，我们必须全力推动和平教育。
在20世纪，暴动、宗教战争、各类纷争以及自然灾害磨难着人类社会。人们明白了依靠外来的和平诉求远远不够，人类精神上的压力是造成危害世界的重要原因，我们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幸福吗？或许我们将更加忧郁不安。世界保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致命伤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统计表明，全球近四成的教师处于抑郁状态。如果教师精神抑郁，那么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呢？因此我们内心的宁静与幸福必须融汇贯通。各种证据逐步开始证明幸福与繁荣是不成比例的，大约38％的欧洲人口有这种倾向，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数值，印度贫民区居民的幸福度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要从上个世纪吸取经验，就必须研究这种耐人寻味的数值产生的原因。
压力，对于人生来讲，是欠缺广阔视野和理解能力所致，也有社会暴力所带来的交流缺失之原因。20世纪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缺乏友善的交流，才导致了纷争。因此当今社会必须承诺，我们应该从幼儿期开始教育孩子进行非暴力的交流。
现在我想重点提一下主席所指出的男女不平等这一重要问题。男女不平等是一个包容性范畴的问题。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强加于新娘双亲的结婚负担的不断加重，男方期待着女方的嫁妆，使女性堕胎事件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男女不平等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先权。例如在请帖之类的开头，常常写着MRS MR，反过来是不行的。印度有两个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是女系社会。在这里，新郎嫁入新娘家，家中财产是传给女儿的。事实上，古代印度是平等对待男女的，但是到了中世纪，女性的地位渐渐衰落，已经无法再度返回到古代男女平等的传统上了。
在印度，前一个政权的总统、议会主席和执政党党首都是女性。印度很多的邦都是女性在管理。我也同意在这方面，尚需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宗教团体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必须行动起来，好好考虑如何改善女性的地位，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男女平等是21世纪必须完成的课题，这是如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应当担负的责任。
总结来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我在开始的发言中强调，如果孩子们都学习到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传统与文化，不管男孩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将生成一个广阔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下，不仅是学会宽容，也会养成承认差异、相互欣赏差异的能力。我们已从20世纪的孤立主义社会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现在正是我们祝福差异的时候。

提交论文：
基于伦理做出决策
ー在全球化文明中建立归属感

约旦前首相阿布德·萨拉姆·马加里

2014年3月
当前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开展“宗教间对话”，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开展对话的目的何在?
我想从阿拉伯伟大的学者兼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那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致力于研究文明概念和历史的伊本·赫勒敦，阐明了文明与历史的兴衰，且先于欧洲学者多年，发展壮大了“文明开化”这一社会理念。“文明开化”是指“人类的幸福和发展”，这对宗教间对话来说同样也是一个美好的目标。
伊本·赫勒敦提倡“部落主义”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归属感”。在追求理想的“部落主义”之过程中，领导人必须努力确认能够为人类文明进展做出贡献的哲学、经济、环境以及社会要素。因此，对话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归属感——包括国内以及全球化文明中各国之间的归属感。
    伊本·赫勒敦也是领导力之父，他指出，领导力只有在领导人与国民之间建立起既稳固又充满生机的关系时才能得到体现。伊本·赫勒敦认为，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就是愿意尊重他人。这样一来，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就会萌生出长期的集体式归属感。
领导力与统治大相径庭。领导者一旦变成独裁者，就会毁坏文明。这对世界的领导者们，尤其是大国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警示。我们必须让年轻的领导人们认识到，如果变成独裁者，那么他们引导的社会、集体、各个机构，都终将会成为文明的毁坏者——当然，也会毁灭他们自己。领导者们一般不愿意从说教中学习很多强加的知识，他们通常是通过与前辈或同事的接触，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学习。我坚信，最好的教育存在于不同职业、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不同社会部门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心灵交流之中，这是未来的领导人们做决策时的伦理基础。
为了给所有国家所有境遇中的年轻的潜在领导者们提供一个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多年前，我们建立了联合国大学国际领导学院，我也在推进过程中尽过绵薄之力。那些30岁至40岁的年轻领导人们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和交流，访问了很多个国家，相互影响。同时，他们还从当选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经验和信息。访问结束回国后，全体成员要将所见所闻所感通过团队报告书的形式提交上来。这些报告书的精华也被结集成参考书出版。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既可消除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隔阂、领导者之间的隔阂，也可以在未来的领导人的心中播下种子，让他们能够基于伦理做出决策。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际上，上述这类项目，是建立“全球化文明”归属感的一种方法。此类领导人教育，有助于防止领导们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一无所知或带有偏见。但遗憾的是，这个项目几年前被联合国大学的领导层废除了。他们没有选择我提案的计划，而是选择了惯常的领导者培训项目。
“曝光”一词，不单指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的思想暴露在别人面前，也意味着向他人展现自身的看法。我们先从“聆听”说起。几年前曾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前民主党下院议员威奇・福勒这样说过：“在沙漠中，不管夜有多深，不管几点钟，我都可以和阿拉伯人一起开心地喝茶。他们既谈论自己的家人，也听对方谈论他们的家人；他们告诉我他们父亲养骆驼的故事，我也告诉他们我父亲养牛的故事。”这一美妙的例子，也正是建立归属感的共同基础。
宗教中也有相同的例子。穆罕默德说: “把他人当做自己”。耶稣说: “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却共同领悟到用相同的态度对待他人。自己希望如何被对待，就应如何对待其他领导人、政府、企业与他人。我完全认为这个论点在伦理规范中也非常恰当，伦理在所有宗教中都相通。在讨论宗教间对话时，我们的确在讨论各种不同宗教信徒间进行的对话，但是，我们是否想过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人定义说，信仰就是基于精神上的确信，进而萌生对待特定教义的相信与尊敬。而在我看来，信仰原本上指仪式、法律和价值观。
不同信仰的信教徒之间，不能谈论仪式、或自己如何与神进行接触、如何祈祷、男女是否去清真寺、教会、犹太教会等内容。大家应该谈论法典和教义是否是世界性的、是否会被世界所接受，或必须谈论对话的价值，公正、平等、自由、尊重人权的价值。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价值的核心，是我们不把他人当做恶魔对待，而是摸索出帮助他们的道路，建立相通的基础。因此，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当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悖时，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什么矛盾也不会产生，因为我相信这与个人的处理方法相关。个人利益让位于公共利益，国家领导人才可能流芳百世。全球范围内亦是如此。认识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是一致的领导人，才能够最终存续下去。
我想呼吁，我们十分有必要起草国际伦理宣言，这句话当初在起草人权宣言时也曾被说过。因为这种共同的努力，可以将对人类做出贡献的政治领导人与宗教领导人联合起来，也可以促使所有的政策决定都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
最后，我想引用我亲爱的朋友、OB首脑峰会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最卓越的领导人、刚好迎来95岁生日的德国前首相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话。他说：“无论是谁，都希望达成遥远的目标，都必须先迈出小小的第一步。”
关于年龄与德行的关系，我想引用美国华盛顿的华盛顿赫布雷会议名誉司祭哈伯曼最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年长者都是波澜不惊之人。”
“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的期望将在晚年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在重要的争斗中获胜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肯定，也没有必要强求，没有必要辛劳，没必要着急了。”
但是说到赫尔穆特施密特首相，我与哈伯曼有着不同的看法。即使达到95岁高龄，这位前首相的信念以及对原理原则的热情，与40年前领导德国的时候并无二异。赫尔穆特，不仅是我，全世界很多人都热爱和敬重您！祝您生日快乐！向您献上神的祝福。

讨论

施伦索格博士：男女平等的问题，不只是不同的宗教或者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会议的论点。因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的努力才行。我还有个看法。因为跟格拉夫教授的发表有关，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想声明，像我这样的人以及其他学界的学者们在讨论关于全球公共伦理时，我们不会议论天堂或者地狱相关的故事。我们讨论的是世界精神界以及在哲学的传统上所能够看到，在伦理上有可能性的符合论点云云。像世界宗教会议中的《世界伦理宣言》这样的文章，表明了我们时代需要应对的特殊挑战，如果我们想要引起伦理性传统以及伦理戒律的思考，那就要呼吁将其成为解决多种问题的力量。这并不是一本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天真的文章。但是，我们有呼吁的义务。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那么针对每一个传统的可能性我们都会自发地联想到自己的义务。这与我们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无关，而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张信刚教授：虽然我对于宗教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信仰的一般习惯与日本的并无不同。80%是佛家，80%是儒家，然后80%是道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与教育水平无关，也与性别无关，而是因为这三种宗教在中国人心中所占比例是相同的。在同一个家族中，即使父母是佛教或者儒教信徒，子女成了基督徒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第二个要点是关于被议长引用的歌德名言“第一是忍耐，但第二个阶段是接纳。”我确信第二个阶段是一种尊重。不仅是一种接纳更是一种尊敬。我并不是表示要“祝福差异”，但是，既然存在着差异，就应该那样，接受并尊重宗教上的差异。
第三个要点是我们能看到个人、部落、民族、国家利益以及经济利益被伪装成宗教上的差异。以我自身举例，我出生的故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如果没有英国、法国的介入，大概将被永远割让给日本。但是作为新教徒的英国以及天主教的法国，强行要求神道的日本只能占领台湾。现在，大家关注的是19世纪作为俄国正教徒掠夺了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事件。在那里，因为法国和英国的介入，俄军就撤退了。这类情况，不能用因宗教信仰方式而引起夸大的注目从而唬弄过去，我从中意识到的是，人类之间存在着非常深的差异。我们做所有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类。然后根据哺育我们的社会习惯以及文化，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群体。我希望我们可以尊重所有可能带有差异的事物。但是，我们必须多创造像现在这样的谈话机会，我们不能忘记，所谓宗教，并不是为了引发纷争而生的。人们欢迎和平的宗教。印度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征服了广大土地，并将所有人改变为佛教信徒。

弗朗尼斯基主席：我的母亲是新教徒，父亲是天主教徒。双亲在结婚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守护的宗教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德国士兵被征用。1942年，有9个月的时间父亲音讯全无。我的母亲很害怕，觉得父亲是不是死了，她责备自己没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幸运的是，父亲生存下来了，于1945回到了家乡。母亲对父亲说，我对着我的神明发誓，如果你能从战争中回来，我就让我们的孩子们以天主教的信仰为基础接受洗礼。因此，我是少数既接受了天主教也接受了新教洗礼的澳大利亚人。省去冗长的故事，我的父亲后来说了一句“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之后便退出了教会。

大谷门主：作为日本人，想对已经陈述了日本人的宗教观的犹太教士相哥鲁大师发表点滴意见。他所叙述的日本人八成是佛教徒，八成是神道教徒的观点，基本上属实。对于一部分神道教徒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在日本老年人中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的宗派（净土真宗）与日本的其他佛教主流尚存在着些许差异。我们的宗派是超越自然的存在，并且将阿弥陀佛信仰特殊化了。我们虽然与神道信奉者没有争论对抗过，但是我们不参拜神社。在日本的传统中，我们的宗教也比其他的教派更为和平。
虽然这么说，我还想对格拉夫教授提出一点看法。是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宗教对待邪恶势力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非常的遗憾，即使再怎么消极，我也不能认同几乎全部的宗教都支持日本政府的政策，并支持对邻近诸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花费了40到50年左右的时间，包括我所信奉在内的日本宗教依旧因为意识到无法接受自己而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们发誓，绝对不能让战争再度发生，现在我们要学会如何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弗朗尼斯基主席：世界化统合曲线的上升以及连带意识曲线的下降，并不值得让我们十分惊恐。如果欧洲各国能够直面移民、流亡者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的话，连带意识就会下降。基本上所有的政治领导人在选举活动时都做过“与外国贫民的连带意识道别”这样令人惋惜的发言，我不得不这样报告。

赛卡尔教授：在阿拉伯世界中，因为一个意识而招致不安、导致分裂的不是连带意识。我想把问题拉回到“来自20世纪的教训”。我想请教格拉夫博士，我们既能看到20世纪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时代，也能看到因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所产生的相处作用。您是否认为是因为被放在美国和欧洲部分的世俗社会里，神权与人权之间会产生严重的紧张关系？而被赋予的知识是人类主权的尊严。这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如果在那里秉持宗教的话，神权就会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是，在伊朗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神权代表了最高指导者，而人类的主权是由选举选出的总统和议会所代表。像伊朗这样的，如果两者的关系能有机结合的话，应该会很好的发展吧。来自20世纪的教训之一就是，一旦宗教与政治相结合，我们就会看到神权与主权之间的概念产生冲突。这难道不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吗？
我觉得我们应关注的第二点教训是，我们真的想把康德的世界观放入世界并给予赞赏吗？一旦我们要推崇康德的哲学，我们便会失败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被持续统治的客观现实。这是从20世纪中必须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实际上我们推动连带以及全球理论概念，不就是将客观世界转变为康德的世界秩序的机会吗？

库苏罗博士：我想解释一下神权和人权的概念。我想就伊斯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前提下，如果我将这个哲学的意见提出，伊斯兰教是否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并与50年前相比在现代社会中起到重大作用呢。伊斯兰教是影响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首要势力。但是，宗教也有必要考虑根据每个人的意志而加入应有的条件。找出主权正当性源泉中的两个均衡点，是一个挑战。只要伊斯兰教发展，人们的意志就会加入，这才是两者融合的途径。
这涉及到了关于民主主义和宗教更加广泛的问题。宗教发展时，如果它的范围扩大了，就应该以民主规范为条件。民主主义表明的是人的意志，伊斯兰教表明的是神权。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当今伊斯兰世界需要挑战的课题。如果完全无视人类意志，只讲神权，那么就会形成宗教独裁主义。而且如果统治者将伊斯兰教从社会中驱逐出去的话，那将形成世俗性的社会！我们都亲眼目睹，这种
状况发生在伊斯兰诸国后所造成的极端暴力事件。应该如何巧妙处理人权与神权的关系成为了眼下需要挑战的课题。

汉森教授：我想对之前在OB首脑会议宗教对话中提出的两个问题作再次的陈述。其中一个是对于纳入全球公共伦理的项目数量是否有所限制。正如施论索格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如堕胎、避孕等问题，是有意避开人类的责任吗？古儒吉大师刚才关于男女平等作出了陈述，我也尝试着把一些可能比较困难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罗列出来。如男女平等、避孕、堕胎、同性恋的权利、人工授精、死刑等等。我将尊重其他诸位的意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进行交流。
第二，关于伦理教育问题。有关人格形成的问题在美国议会中常被提起。那里虽然是传统宗教领域，但是也存在着社会责任，因此被纳入世俗语境中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对于公立的世俗学校，要求不断增加有助于人格形成的课程，对于道德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瓦西利乌大总统：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来自20世纪的教训”。我决不会忘记的教训之一是经济开发与危机之间的共性关系，以及伦理标准和连带意识的尊重等等。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将反犹太政策与反纳粹政策等等严重扩大化。
现在我们生活的国家中，虽然有黑人、白人、黄种人，但还是存在反移民问题。这些对于政治家而言，把问题归结为他人的过错恐怕是最方便的。而且对移民的贡献方面视而不见，随意说“问题是因为外国人和移民”恐怕是最快捷的处理方法。所以，我虽然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找出经济开发和伦理规范间的关联性。即使是与移民和犹太人，即使是跟极端派穆斯林和基督徒斗争，也无法解决那个国家的问题。

克雷蒂安首相：因为加拿大没有宗教问题，所以我想我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在我国，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人的政治倾向与宗教，这个不是问题。曾经也有过非常时期，那是因为根据宗教划分了政党。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关于移民问题，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视其为问题，所以不存在任何问题。据我所知，反对移民的政治家一个也没有。也许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由移民所建的关系吧。如今加拿大50%的人口被移民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占据，所以过去的50到60年间新的国民全都是移民。
我认为政治上人口增长的1%应该为移民所占有。而且如果无法达成的话应该受到责备。应该把移民作为积极要素而非消极要素的哲学理念作为基础，因为我们认为人口增加是必要的。但是像之前那样新生儿没达到标准，因此确保发展移民是必要的。加拿大的移民其实是消费者，有时，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们会选择一门相关职业就职，如今形成了一个奖励多样化的社会，我们向所有的移民表示赞赏，他们教育中的一部分是由其母语构成的。
我们的社会经验让我们所认识到的最重要的态度是宽容，因此接纳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我是说法语的，我没有正式学过英语，经常会遇到问题。我是唯一一直用法语口音说英语的法系人，因此常常闹笑话。我刚成为国会议员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是这并没有关系，大家都接受了这种差异，并让我成为了首相，因此宽容是尤为重要的。为了宽容，知识也是必要的。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人，接下来再去接受，为此交流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在的交流也与过去不同。我甚至认为，全世界的孩子们都不用开口说话交流了，他们虽然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道具，但也许正是这个道具给了大家能够相互更好深入了解的机会。现在的学生会使用我不会的东西，通过那种新技术能与国外的学生相互进行交流。在当今，所有的人类价值不会涉及到宗教和人种，因此在全世界接受教育也是可能的。我们要接受大家都是人类的事实，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如以下所说那样，“神明？她是伟大的”， 神在我们的常识一直是男性，但也许是一位淑女，可能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真相，但在知道之前我们不能随便下定义。

弗朗兹首相：有关加拿大的所有叙述，都正确描述了1990年左右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由移民所建并开发的国家，而且在越南战争前后，与加拿大共同接收了数十万的流亡者。但是我也要提供澳大利亚是如何产生变化而导致其不幸的教训。
过去，有一个政府认为自己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一直在探寻能够支撑其存在价值的理由，于是他们拒绝了一艘有200名沉船流亡者搭乘的挪威船进入澳大利亚港口。这个被命运操纵的政府，为了不让那位船长靠近澳大利亚，而命人全副武装地监视那艘船。当时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为了阻止一艘货船靠近澳大利亚港口只需要派出警员就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派出精锐部队去监视，结果那个政府在选举中胜利了。
我把政府所暴露出的恶劣本质写了出来，但之后我收到了好几封，主要内容都是“我是这个政府的代表，然而我却把政府的恶劣本质展现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我”指的是一个乖僻、冥顽不灵、心胸狭窄的人，总认为与自己相异的都是坏人，可能指的是人种与宗教的相异。虽然当时的在野党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论争，但他们最终没有与之战斗的勇气，他们认为只要躲在桶里参与选举之战就可以了。从那之后，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双方都在不断地走下坡路，数十万的澳大利亚民众都为以政府名义，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而感到深深的羞耻，在野党也因在其名义下曾经获得的支持而感到羞耻。曾几何时，我们也像你们一样开放而有过包容心。
我想起了1980年自己的一次演讲。回想起来，我当时说了“战胜了偏见”这样愚蠢的话。但是以后我认识到如果有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的话，也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若我们的社会不理解斯里兰卡、阿富汗又或者伊拉克民众的话，官僚们就很容易向人们灌输“他们不善良，没有必要将他们当人看”的思想。并认为依据所发生的事实，采用这种说法是可行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和实际造成的伤害相比还算是温和的。所以要让政治家采取应有的态度，我们该怎么做呢？就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政治家的相互尊重，还需要对国民的尊重。但可惜的是，我的国家还没有试着接受此项任务的领导人。
关于汉森教授指出的有一些要素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宣言草案之外这一事态，虽然也想发表一下意见，但我当时就坚信宣言案中存在的重要因素已经很充分了，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我依旧秉承当时的期待，希望能让人们理解宗教间的和平共处，以及接受所有宗教类似的愿望。除了所有宗教都存在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敌视和平与进步的人之外，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任何人所信奉的宗教对于他人而言并不是一种威胁这个普遍的道理。
虽然以往也存在过引起问题的宗教，可是许多人如今认为伊斯兰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但那也已成为过去，将来也会有其他宗教发生这种问题。宣言案中所排除的问题是不会波及到作为全体的宗教间以及各国间关系的社会问题，至少不会要求让其他宗教信徒采取与自己同样的态度，或者让其他国家的人像自己国家那样行动。应该重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国家，在和平、协调、合作之下才能共存”这种不可缺少的价值观，这便是略去了一些许多人所考虑的因素之理由。我确信宣言案会发挥巨大的力量使这个世界更加的和平与富裕。

罗森博士：托媒体的福，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比以前知道得更多，于是我们逐渐定居在一个信息与意见过度泛滥的混沌世界。实际上，因为我们只在反映自己意见的博客和频道上进行交流，所以会排除其他人的意见。当然，那是我们生活中充满魅力的过程。
美国因为是移民社会而常常被认为是移民之国，但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很有趣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好，之后也好，美国对于移民都有着严格的限制。过去到美国的移民需要适应美国的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所以他们不得不学习英语。近几年如果要说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非法移民”这个大问题了。非法移民基本上都是拉丁系的，信奉中美以及南美的天主教。但是，原本不问移民背景的学习英语规定发生了变化。试看当今美国的电视，西班牙语的电视台就有50多个，不需要学习英语也能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
举个欧洲的例子，移民本来被视作二等市民。大量的犹太移民19世纪从东欧过来的时候，不要说大部分的英国市民不欢迎了，就连那些已经过上舒适生活的犹太系英国人也都觉得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生活而对他们不友好。我所成长的20世纪50年代也已经成为了能够隐藏自己身世的社会，犹太人想要在欧洲社会中以犹太人的身份舒适地生活需要花好几代的时间。（可悲的是，现在虽然逆转了，但是那切当别论）。
我记得在30年前，当时我在与第一批来英国的穆斯林移民的议论中，劝他们“不要去模仿犹太人，不要去隐藏你的身份，请对自己的身份保持自豪感，去表现你自己吧。”与英国一样，法国、比利时所在的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将那些因移民潮过来的移民送到一些不好找工作的废旧产业城市，或者生活不方便的郊外等现象。突然，移民就要面对经济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两个因素所引发的问题。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强迫难民去适应新的国家吗？还是就这么认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还是去改变这个移民国家的特性？
像这样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奋斗解决的问题。在不能好好赚钱，又被降低身份，价值不被认可的社会，该怎样舒适地生活呢？同时我们也直面着过去无法想象的崇尚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社会。这里只有能赚到钱、有雇佣者、有车的人才会被认为有价值。所以他们（不只是难民，还存在没有获得相应待遇的高龄者）沉浸在被排除在外的痛苦之中。
这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经济与政治问题。我们必须去改变那些社会统治者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存在着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政治是游戏，是强权，是堕落的，不管是谁都在明目张胆地夺取人性，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已成为一种风潮。如果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前进的。
所以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培养领导者的问题，以及成立领导者研究机关和为培养下一代领导者而举办的研讨会都是不可欠缺的。我想起了经济伦理中所发生的事情，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经济伦理还不是什么值得研究的课题。主要大学也没有相关的专业，也没有关于这样问题的议论，但是现在，经济伦理变成了重要课题。领导能力也是同样，价值观作为我们议论的核心，再次强调OB首脑会议的创设所包含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巴达维首相：我简单地讲一下。我想强调，确立以保障人类安全和构筑和平为基准的安定的国际秩序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存在全心全意为国民的原则原理，并且国民也能遵从它。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有各自不同的概念，不能说让大家都遵从自己的方式，但是保障人类安全和构筑和平可能会成为共同的基准。“你也要遵从我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施密特首相：我想就不是今天主要讨论方向的几个副标题发表一下意见。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从20世纪起我们必须学习的课题是什么？”某一个课题我们至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其实是20世纪所带来的核心课题。距今115年前的190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4年，地球人口是16亿，115年之后的今天，增加到了70亿人。我记得有一时尼日利亚人口是1亿2千万。奥巴桑乔说现在会达到1亿8千万人以上，但是实际上快超过2亿人了吧。人口统计学者说35年之后地球人口会达到90亿以上。
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国家采取了限制新生儿数量的政策，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在这一尝试中，印度失败并放弃了，中国则收获了一定成果。虽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独生子女政策，但其结果的确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我们这个组织成员需要着手的是接下来这个课题。仅仅100年前地球人口只有现在90亿的6分之1，在这样可能还会超过90亿的情况下，该去想象如何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或者我们该从中国那里学习些什么呢？我知道中国现领导层正在深思是否应该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到了21世纪这个重要阶段已经无法预测经济增长了。且不论中国怎样，世界其他国家在做些什么呢？
我想谈谈今天本分科会所说的移民问题，我们真的想抑制接下来的移民风潮吗？逐渐壮大的民族到底是什么？就像罗森祭司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重要阶段的美国有权者，是由美国的西班牙语系居民和他们的孩子或还没出生的子孙，以及非洲系的黑人和他们的孩子或还没出生的子孙组成的。但是他们的内心被国际问题以外的东西所占据着，不是构筑世界秩序与和平，他们的脑子里有着其他目标。移民们为了社会保障，会寻求社会主义或者福祉国家吧。这35年内，中国人也能建成福祉国家，双方都将改变世界吧。我真正的疑问是，我们到底能不能支撑这90亿的人口？我们能把哪一种宗教正当化？又或者禁止所有外部介入的宗教？在我思考过程中，这些问题变得不得不应该更加认真地、有深度地、严谨地去思考，但是我没有答案。我只是从侧面发表了一下我的意见。

阿尔・萨雷母博士：在阿富汗，宗教曾被利用过，我们看到了结果，宗教是极其危险的道具。为什么宗教指导者与政治家同席是一个良好的构想呢？我们不希望他们从清真寺以及教会中走出来，也不希望他们来到国家性的场合。所有利用宗教的政府就像我们在阿富汗所看到的一样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与基督教徒是不一样的，为了达到目标我们会找到其他的道具。那是基本的方法，基本的理解。

梅塔南特博士：曼谷遭到了洪灾，也有受灾较轻的地区，那里有天主教、穆斯林以及佛教徒所组成的三个地域社会。他们一起生活，相互间往来了200多年，有着快速克服问题，相互帮助的习惯，这是宗教互助社会的一个缩影。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共同协调，并给予我们都是人类的同一分子希望和能量。泰国的教育要求年轻人要始用道德做决定。我们利用通过电脑联网的社会ID卡，给所有的社会贡献打分，并给予他们社会信用。根据学习以外各种贡献，他们也会有获得奖学金的资格。如果这个概念被推广，让大家都接受这种教育的话，年轻的一代就能具备道德素养了。

格拉夫博士：因为出现了太多的意见，所以我想要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想从赛卡尔教授所提出的关于世俗社会的问题开始。我不认为世俗社会是这样存在的，大部分的社会是由具有较强信仰的人与具有较弱信仰心、甚至是过激的无神论者所交织而成的。但是，当然也存在着典型的世俗国家。我想一个个区别开来，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以及西欧社会一直有着世俗国家的概念。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宗教及道德的事所采取中立的态度。对于道德性问题的理解因人而异，有赞同人工流产的人也有反对同性恋婚的人，我们只要接受了某个原则就没有问题了。那就是法律的支配。重要的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对法律支配表示认可。
我的第二个结论，教授对康德的模型与霍布斯的模型进行了评述。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一直追从着霍布斯模型。请看国际资本主义中，充斥着大量的竞争。不只是企业家的竞争，社会也在相互竞争。经济方面正发生着许许多多的竞争与战争。另一方面，如果坚持世俗国家的概念，那么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就能看见康德的原理。特别是法律的支配与伦理规范问题。康德的原理是存在着的。我们只要接受法律的支配，就有可能掌握不同的规范。
眼前的第三个重点，就是伊斯兰不应该与近代化对立这一主张，我认为那是完全错误的。我想和以色列社会学者西蒙・诺亚・艾森斯塔德氏关于多层化近代性问题进行交谈。日本是近代化社会，美国也是近代化社会。但是，他们又是不同的社会。去中东，建筑也好，飞机也好都是近代化社会的表现。但是当前，在某些领域和1945年以后的欧洲主要世俗社会模型还是非常不同的。
我认为，神的主权就政治基本原则这一概念是不能统治多民族社会的。但是，这不是只局限于伊斯兰甚至穆斯林，比如在美国也能看到同样的状况。有许多年轻美国学者赞成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神学这一概念。所以，不是追求自由的模型，而是用神圣宗教新的代替来促进近代化社会的统一。
最后是关于20世纪以来的教训。若要举出20世纪以来的教训的话，我想我们都有着各自特别的体验。就我自身经验而言，我是在国家社会主义所引发的二战阴影之下出生的德国人。20世纪以来对我的教训是，要更加充分理解特定的发展。为了去理解法西斯领袖，作为历史学家，花费了许多时间。走访相关中心地，探寻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历史，也去过欧洲的各个大学。相信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学者并没有那么多。虽然在英国的大学里有几个支持者，但大部分欧洲学者阶层更相信有可替代的模型，他们相信具有坚实支撑的共产主义，甚至对法西斯的强权也表示一定的理解。这些人的数量超过了支持自由民主主义的学者。
我想再度声明，我没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与20世纪我们所目睹的政治全体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我们需要再去理解为什么所有的宗教信徒都会被原教旨主义者的思想所吸引。在美国市场，比起稳健自由的基督主流教会，有着坚硬支柱的宗教显得更加重要。扩展规模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所期望的状态。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特定的穆斯林社会中也有着同样的进展。我们的重要责任是，具备强大的拘束力，并认真去理解为什么能让社会拥有坚固团结力的宗教如此有魅力。当然，这也与经济与权力机构有很大的关系。请将目光放到北非社会贫困的年轻人群身上，他们为什么坚信解决自身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在特定的宗教之中呢，我现在可以理解了。
 

３、第三分科会　
宽容的美德

主持人：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引言
我们可以教授他人宽容的美德吗？这种场合的宽容并不是那些勉强被看做施与恩惠以求回报的态度，而是毋庸置疑的尊敬。在珍惜我们自身的宗教、文化和文明统一性的同时，要尊重来自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这些宗教文化，对于这一挑战我们能够应对吗？
在第三分科会中，三位发言人讲述了关于这一课题的思索和回应。首先是杰瑞米•罗森博士。在向维也纳的各位伟大哲学家表示敬意的同时，他指出语言中包含着许多含义及其微妙的区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也在变化。“宽容”一词的含义便是其中一例。在过去，宽容一词常常被认为是权力者给与人们的礼物。虽然我们会尊重不同的宗教，可如果只能定位为劣等的尊重，这难道就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宽容吗？可悲的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某些特定的宗教一直主张着这种优越感。更有甚者，在我们的时代，一种宗教对其他宗教或是同一宗教中不同宗派的相互压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宽容”一词不是徒有其名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站在平等立场上，真正地实现对不同信仰或宗教传统的尊重。如今，在世界上可以看到的憎恶和纷争，大部分是因为缺乏宗教或政治上的宽容而导致的。关于这一点，罗森博士之前也提交过论文。
第二位发言人是阿里夫•扎姆哈里博士，他介绍了伊斯兰教关于宽容的观点。伊斯兰教主张宽容是在宗教层面上被赋予的道德性义务。古兰经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问题，无论怀抱怎样的特定信仰都是自由的，并对有关不同信仰的侮辱或诬蔑的行为表示了指责。扎姆哈里博士留意到所有宗教传播的都是宽容与美德，他主张应将宽容作为伦理基础，以便对其他国家或民族表示更好的尊敬。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对其他信仰的误解，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宗教信仰者而引起的，这不仅影响到信徒，还将作用于社会全体，甚至扩大到造成国家间的纷争。他强调，非宗教性的得失也常常被粉饰成宗教性的得失。
第三位发言人是保罗M.楚勒纳教授，他在提交论文之外，还进行了口头发表。宗教大多倡导和平、正义、慈爱、慈悲的理念，但他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宗教的特定信徒会使用暴力的原因。这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他的研究有利于将这些暴力行为引至和平发展的方向。楚勒纳博士认为，欧洲关于权威主义的研究，向世界提供了不安定因素。伦理的真正目的是减轻人们的痛苦，大多数宗教是在慈爱的基础上，协调世界的和平与公正。楚勒纳博士的论文阐述了15、16世纪欧洲和平协定的订立以及之后的历史性进展，他的结论是现在出现在欧洲的不是世俗化趋势，而是正在实现多元化。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亚洲的多神论社会及其多元论的价值观，可能是对其他价值标准或不同信仰所表示的宽容。他还提出，慈悲、对于其他文化的感受性，以及构建信赖关系组成了伦理的公分母。
托马斯・阿克斯沃西教授在《宽容：派系斗争时代中被过小评价的美德》这篇论文中提到，宽容是扎根于谦逊之中的个人态度与美德，是不排斥其他文化的一连串习惯。
与会者们都赞同仅靠宽容不足以实现世界公正和平的这一说法，对于自身而言，同样不能缺少他人的认可、互惠及尊重。有些与会者还强调多元主义、相互作用以及理解的必要性，也有人提倡民主主义、自由、尊严和信赖的观念。
可惜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这种价值观。宗教是失败了吗？如果没有精神的内容，宗教就无法带来宽容，那人们最低限度的期望就应该是将宽容这一价值观融入我们个人的态度之中吧。但是无论在政界、宗教界，还是各种社团中，都需要一种有道德的，可作模范的领导力。

语言变迁的意义

第一发言人：杰瑞米•罗森博士、犹太教司祭、卡梅尔大学前校长。


我为能在知识型领导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的出生城市维也纳参加会议感到光荣。维特根斯坦是一位让我们思考语言意义的哲学家，他举例证明了我们不光要学习语言特定的意义，而且应该学习如何使用语言。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其使用过程中，例如我们通常无法概括“游戏”这一词汇的定义，而且我们通过经验和错误来学习如何使用语言。事实上，我们使用同样的词汇，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但是如果要期待有效的谈判，那就必须要保证所表达的意义相同。宽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施与宽容的人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对待，但是接受宽容的人总是愤慨地将其理解为想要求得回报。
还有一位维也纳出身的重要人物理查德・克布纳曾书写过关于帝国主义的讲义。“帝国主义”一词原指伟大帝国的法律及其有秩序的统治，是一个高贵的词汇，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不知如何将其变成了一种轻蔑的词汇。如今，这个词语是指让不情愿的牺牲者们强行接受那个迟钝并具有压榨性的统治者。
同样，人道主义一词本来用于对神的否定，而后来的概念变成了人们能够掌握自己命运。我们想要将人道主义定义表达关心他人、具有人情味及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词汇。但是如今存在的是世俗、社会的关系和与神相联的关系，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关系，也是由二分法划出的层面。就如同丹尼尔・Ｃ・丹尼特在其著作《神的概念》中所提到的那样，无论怎样的团队，让他们来定义一下神（会使用什么样的名字)，将会出现数量多到无法想象的解释。
但是，关于人文主义和神灵定位的相通之处存在于以下共识中，即最大的善良指的是能够给予他人最温柔的关怀。然而，完全世俗的人来说，也被要求作为神、佛的创造物来对待。即便认为我们是单一进化论的产物，我们也拥有所有的人性，拒绝人性的态度可被看做是人类最大的犯罪。
过去，著名的德系犹太人马丁・布伯在其著作《我和你（I and Thou）》里区分了人称代词Thou和非人称代词Thee。虽然英语用you代替了这些词，但是在大部分的欧洲语言中，还是能够看出这两个词汇的区别。布伯讲到，表达和神的理想关系时，用的不是非人称代词“I-Thee”，而是个人代词“I-Thou”。同样的，表达人类之间的关系时，不用非人称代词“Thee”，而是使用表达个人相互作用的“Thou”。换句话说，成为人性的核心、宗教的核心的是发展的关系（这是和神也好，和真主安拉也好，和佛也好，或是和其他人类也好的关系）。
因为我们居住在这具有戏剧性变化的社会里，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肩负着重任。历史存在着周期循环，是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法国大革命从进行到稳定为止花了100年，仍有人说至今尚未完成，也有人主张美国革命从当初的意图开始至今也还在进行中吧。英国不成文的宪法正在被欧洲法侵蚀，我们正在目击各种事件非常急剧地或是戏剧性地发生，我们对于应该如何前进也没有信心可言。
我们正在把我们的人性转让给政治家。确实也存在着非常好的政治家，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因此必须注意不能污蔑全部的政治家。但是，就如在今早的讨论中所听到的那样，看一下世界政治的过程，我们已经非常狼狈了。比如看一下中东，我们是惊慌失措的，无论是哪里，怀抱所有主义的政治家都处在混乱中，他们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得无法预测，这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混乱。
大部分的犹太人在19世纪都住在东欧。名叫伊斯雷尔・萨兰塔的犹太教士不认为人类是宗教性的，他们做的是被仪式所要求的事，住在宗教生活的躯壳之中。他们并没有被团结在一起，也没有考虑应该如何对待他人。即使现在，这也不得不说是对于我的宗教信仰最大的挑战。这不是神学，本质上是与宗教指导者们的态度——由地位所决定的态度相关的问题。
伊斯雷尔・萨兰塔决定开始展开“穆萨”这一运动，这虽然意味着“道德性教育”，但也是在倡导道德性的自我约束。他的目的是让人性的自觉和更大的责任回归的宗教生活之中。他选择了18世纪居住在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摩西·卢萨多的著作作为第一本教材。卢萨多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但由于信奉神秘主义，而被犹太教权威人士所驱逐。他写了有关如何成为善人的小册子——《正义的前进道路》，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在描述什么新事物，不是在讲述你从前不知道的事，只是希望大家坚持每天早上读一章，来反复温习这些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众所周知、简单的教训。这是因为即使我们知道道理，也几乎没有将其实现”。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有关宽容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被误用的。我所期望的宽容不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宽容，不是“拥有权力和权威的我，给予你作为二等市民在我国居住的权利”或是“作为移民，即使从事肮脏的工作也可获得良好权利，无需期待平等”这类的含义。我所希望的是对于与自己相异的一切表示感谢与尊敬，这是对所有人的感谢和爱，这是“人类能够相生共存”的原因。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应该如何使用自己所说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然后语言才会成为建筑未来的基础，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也需要这样。

提交论文： 
公共伦理ー其目的及意图

杰瑞米•罗森博士、卡梅尔大学前校长、犹太教司祭

2014年1月 纽约
我们经常说“爱人类比爱邻居更简单”，过去3000年里，所有伟大的宗教或者人道主义运动都提倡爱与理解，但是由于过度的提倡而使实际离理念越来越远，恐怕目标范围过大会削弱付诸实践的热情吧。面对外部的竞争，人们制定的宏远目标从来无法实现，即使是在内部，由于教派、宗派的分裂引起了比对外纷争更悲惨的流血事件。能够阻止我们避免对意见不同的人们产生偏见或采取暴力的因素是什么？这是我们自身存在的命运缺陷吗？还是因为被赋予了文化条件而导致的结果呢？
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决心“不再重蹈覆辙”。但是，人类间的犯罪仍然在柬埔寨、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地继续着。现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苏丹、克什米尔和中非等国家地区的内战仍在制造人间悲剧。然而在很多的纷争当中，世界上的大国都是使痛苦延长的一方。联合国是在人类对和平的强烈希望下建立的，但是因为没有遵守约定，联合国并不被伦理所支配，而代表的是政治得失关系。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直面的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我们擅长起草那些陈腐的惯用语句，或是宏大的道德声明，但是对于实现它们，我们非常无能为力。在这次的对话中，我们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个人习惯是，首先正式确立“爱你的神”（申命记6.5）这一原则。比起努力向神学习，并把人与神的互爱作为人类最高目标，我们应该制订更加宏大与更具普遍性的目标吧。但是，爱神好像比爱其他人更为容易，去问一下被背叛过的丈夫或是妻子吧，问他们原谅对方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在2500年前左右，犹太教将“爱你的神”（圣经中《利末记》19.18）作为最初的教义，之后，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采纳了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发生改变，因而好像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也就是说，若没有某些神明的介入，我们就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吧，或者也可以断言，我们还有继续努力的义务吧。
从最初提出这个概念，到现在仍在继续的议论中，人们一定会问神和人之间，谁的位置更高这一问题。在2000年前的犹太法典（犹太的法律和注解的集成本）中，犹太教教士们就埋头要解决这一问题。从原理上，非常明显的是，神明比人更伟大，但是实际上，圣书里记载，如果旅行者发生紧急事件，亚伯拉罕对他的指示是让他等待神明。（创世纪18.3）
犹太历史书（Raba Gen24.7）中记载着，在罗马时代，人们讨论过应该将“自身所处的地域社会”和“全体人类”中哪一个摆在更高位置的问题。拉比・阿科达主张应该把“爱邻居”这件事摆在最高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本・亚什主张所有人类都是神的孩子，都是从同一个起点生出来的，因此比起特定的人类，应该赋予全体人类更高的重要性。这一讨论进一步发展到，“应该将最高的位置让给你镇上最贫穷的人”（TBBM21a），但是“为了强调世界和平，必须把食物给予全国所有的贫穷之人”（TB Gttin61a）。为了实现人类更远的目标，我们需要努力抑制发生在自身地域社会中的自发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个结论非常明显，因此无论再多的疑惑都是可以打消的。
1966年，我开始在南罗德西亚为协调那里宗教间的关系和地域社会关系付出努力，从那之后，保守地说，我进行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宗教间对话。在这期间，我获得了以下两点体会：第一，与犹太教的狂热教徒相比，我更容易对包含其他宗教感受的普遍心理抱有同感；第二，我们还没有找到，能使我们所向往的目标变为现实的方法，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一直无法说服内部的狂热教徒们“还存在其他的道路”。同样，回头看看我自己，我也没有成功说服他们暴力和偏见在解决普通民众或是世界性的问题时毫无用处。
为了治愈他们，若能将在攻击别人（对内也好，对外也好）时使用的能量聚集起来的话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如何才能够成功呢？我想起了19世纪居住在著名都市布拉斯洛夫的拉比・贝克汉姆的话。
“自我开始成为老师，我就梦想着改变世界，但是因为我知道无法改变世界，所以我才为改变我的城镇而努力着。很快，我也明确知道了自己无法改变城镇，此时，我决定改变自己的家族，但是这也失败了，于是我认识到，我唯一能够真正改变的就是自己。”
这是极具安慰性的话，但同样也是悲伤的事。我们难道只能做到这一点吗？但是，回想一下人类史，即使这句话没有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结果，但那些善良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世界上做出那么多善举的呢？
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做出实际行动也好，即便我们的结论只是表达一下希望也罢，稍微加上一些爱意，除了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以外，我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了吧。尽管我们无法立刻获得具体的结果，伟大的希勒尔在2000年前说过，“完成这一事业的不是你们，但是我们不能从继续努力这一义务中解放自己。”（Mishna·Avon、2、16）
改变世界所使用的工具到底是什么？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呢？所有东西都有各自的极限。但是，这些都是在人类相互的行为行动中所形成的，无视或者回避它们其中的某一个都是行不通的，否则，那样的努力就会白费了。
对于我们来说，大概以下两个议题尤为重要：一是无论是否有界限，所有媒体都应该播放受到大家称赞的，具有理性和正义感的道德节目；另一点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接受简单、容易又有说服力的指示，“爱你周围的人”便是过去3000年以来我们所选择的口号。
我的青年时代，正是世界尝试着向“非战而爱”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找到更适合的、愿意为之奋斗下去的方向，作为向人类和平的未来发出的助威声。

提交论文：
宽容的美德
ー来自宗教的挑战以及对不同民族的尊重

第二发言人：阿里夫•扎姆哈里博士、（印度尼西亚）Lama秘书长

今天我想就宽容的特点、来自宗教的挑战、以及对他人的尊重这几点谈一下看法。在这地球上，各个宗教存在的理由在于强化人的价值与威严，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宗教是为了启发人类，而非反对人类发展而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地球上的许多人类问题都是由宗教信仰者而引发的。不仅如此，像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宗教自身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是没能使教徒们理解真正的宗教与全体性的教义，没能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全方位理解宗教教义的不足，不仅包括信徒们只理解了部分教义，也包含他们没能完全理解宗教与宗教间的合适关系。宗教理解方面的错误，无疑导致了对宗教自身的错误运用。对宗教传统的错误运用，必将造成不良影响。某宗教团体对自身宗教仪式与神学的错误理解，不仅会影响到信徒们，还会让整个社会充满紧张感，甚至产生对立，这样的社会对立甚至会扩大到国家间的纷争。
世界上的各个宗教，虽然在教义上各不相同，但是存在很多的类似之处。对于伦理与社会态度，任何宗教都鼓励那些能够促进人类和谐、希望、正义、繁荣与高水平生活之事。正因如此，为了实现宗教之间的持续和谐与共存，我们不该将相同点歪曲为对立点，这是万万不可的。只有尊重这一点，才能确保宗教团体中的信徒们按照各自信仰去生活，保证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
除了对宗教的误解，还有几个因素也引起了我们所目睹的那些异教徒间的社会冲突。有时非宗教利益的得失，也搭上了宗教这趟顺风车，人们为了达到非宗教性目的而利用宗教。说到明显不属于宗教目的，或者潜藏于宗教之内的利益得失，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性的事例。这种非宗教性的利益得失，也会被伪装成宗教性的东西。他们会以宗教之名在演说中包藏动机，甚至还有非宗教团体参照宗教的主题进行活动。作为宗教团体中的一员，我们的责任便是让所有信徒真正理解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自由，以消除能够引起他们与别人产生社会对立的宗教上的误解。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能力识别属于宗教的问题，或者被歪曲和伪装成宗教的问题。虽然，政治权力的得失时常会被贴上宗教问题的标签，但是事实上在其他领域的问题反而更多。哪怕只是为了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们也必须确认什么是真正宗教性的东西，并将其放在任何利益的首位。若将宗教问题放在其他利益问题之上的话，那么我们祖先的传统希望之火就会永远闪耀下去。
另一方面，若将对宗教的关心降至其他利益之下，那么宗教集团内部就会反复发生不和与对立。因此，信徒之间的和平相处是宗教走向和平的基础，为减少世间的对立而被组建起来的宗教团体，就不得不和平共处。于是，我们不得不充分利用所有宗教教给我们的宽容之美德，让它作为尊敬他人与民族的伦理基础。

宽容是必须条件

在宗教对话中重点讨论伊斯兰教是如何看待其他宗教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那么，伊斯兰教是如何看待其他信仰的呢？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向其他宗教的信徒们解释一下伊斯兰教的宽容原理何等重要。宽容原理，当然包含了宗教自由这个观点。
阿拉伯语中将宽容叫做“Tekamah”，这与祝福、智慧、公众性的善行、正义等一样都是基本原理。像这样的伊斯兰教原理原则，是普遍确实存在的，与文化背景无关，不管何时何地，伊斯兰教徒们都应该履行实践。换句话说，这是宗教所命令的道德义务。所以，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到这些原理是依据宗教而存在的道德义务，就不仅仅要促使伊斯兰教徒们去履行这些原理，还要让伊斯兰教徒们在合适的场合中呼吁其他宗教的信徒们也去实践。有了这些原理，伊斯兰教徒就能与其他宗教教徒们和平共存了。有了对宗教间差异的理解与认识，伊斯兰教徒也就不会妨碍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和平共处了。古兰经中强调了宽容，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宽容。比如，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无论古兰经以怎样的形式出现，都指责那些侮辱其他神灵与信仰的行为。
“你们不要指责他们舍离真主而祈祷，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知而辱骂真主。像我这样，在各民族面前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是伟大的。然后，他们会归于他们的主，那个时候他们会被告知他们生前所做的事。（第6章108）”
上述的诗篇，是在伊斯兰教徒受到其他宗教信仰侮辱的时候，为保护信徒而存在的。
古兰经所讲到的宽容的其他形态便是遵从自身信仰（即便不是伊斯兰教）的自由。所谓的信仰，应该是在良心的基础上所创造出的，因为选择不是强制性的，伊斯兰教徒不能强制其他人皈依伊斯兰教。所以实际上，若谁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的话，他或者她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都不会被认可。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完全容忍所有的人类宗教与信仰的自由，这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古兰经中常常提到皈依特定宗教的行为是个人问题，但是还有一些误导人们的宗教选择。若人们选择了真实，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即使选择了错误的，那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这些概念在古兰经中是这样写道的：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2：256）”


“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18:29)”


“我，已向人类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信或者不信都由自己了。(76:3)”


“如果你的主愿意，大地上所有的人，必定都信道了。(10:99)”

伊斯兰教中所有教徒都享有宗教礼拜自由的权利，伊斯兰教认为所有的礼拜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神圣的。所以，伊斯兰教指导教徒们应该守护所有人礼拜自由的权利。为了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安全、平等的宗教自由，伊斯兰教提倡建立普遍性的自由社会。古兰经中这样说道“他们被逐出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记念真主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了。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真主必定扶助他；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古兰经22:40)
总结以上内容，古兰经促使我们去理解的是，人类的宗教性应以诚意与意识为基础，无论强制与否，我们都该追求自由。所谓宗教自由这一原则，与某种特定宗教的真理无关。古兰经认为伊斯兰教是正确的宗教，但这也不妨碍伊斯兰教徒对其他宗教的尊重。正因为人们被赋予了选择特定宗教的自由，所以作为对自由的保证，其他的宗教选择也应受到尊重。


伊斯兰教对Ahli·Kite的理解
 
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古兰经中对以Ahli·Kite（圣经中的人物们）为代表的其他宗教的描述，古兰经将其表达为“高举先行圣典的人们”。 Ahli·Kite在古兰经前7章中出现了31次。古兰经还用Ahli·Kite来表示继承阿伯拉罕传统、遵守启示录的神教徒们。这个概念认为伊斯兰以前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他们的圣典都是真实的，并将对这些圣典的信任视为伊斯兰信仰的支柱。
并且，古兰经指示伊斯兰教徒们去相信耶稣基督、摩西以及其他经典中出现的预言者们，因为那些都是作为神的慈爱而给予人类的启示。比如说，古兰经中不仅记载了所有的摩西律法和与耶稣福音相关的基本教义，还提及了许多圣书中出现的预言家们的人生故事。安拉神在古兰经中这样说道：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而监护之。（古兰经5:48）”


“在他们的故事里，对于有理智的人们，确有一种教训。这不是伪造的训辞，却是证实前经，详解万事，向导信士，并施以慈恩的。（古兰经12:111）”

虽然古兰经、托拉律法这些圣书的信徒们原本就了解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古兰经强调遵从这些圣书的人更应该注重共有的相似点而不是相异点，并证实了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古兰经命令教徒们在人与人之间开设共通的讲坛，那是因为他们的信仰都基于神的启示，都是有着共同语言传统的亲族。（参照古兰经3:64）


“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那么，你们说：‘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伊斯兰教学者们对共通的讲坛持有不同的意见，共通的讲坛包含了基于平等的、正义的、和平解决纷争的、有信仰的、拒绝杀人的教义，所以在多元文化社会中，伊斯兰教强调找出社会共通性与共识非常地重要。
除强调启示性宗教间的共通点之外，古兰经也承认高举圣典的许多人有着不同的性格。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徒不友善，还强行推广自己的信仰，指引伊斯兰教徒走上错误的道路，让其陷入失去信仰的境地。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教。你说：‘真主的指导，确是指导。’在知识降临你之後，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那末，你绝无任何保护者或援助者，以反抗真主。”“蒙我赏赐经典而切实地加以遵守者，是信那经典的。不信那经典者，是失败者。（古兰经2；120，121）”

“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希望使你们迷误，其实，他们只能使自己迷误，他们却不自觉。（古兰经3:69）”


“信奉经典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惟愿使你们在继信道之後变成不信道者，这是因为他们在真理既明之后嫉视你们的缘故。但你们应当恕饶他们，原谅他们，直到真主发布命令。真主对於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2:109）”


但是古兰经也说道，并不是所有信奉经典的人都是那样。信奉经典的人群之中也存在着研究神的话语、鼓励善行和劝善惩恶的团体。所以神在古兰经中这么说道：


“他们不是一律的。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人，在夜间诵读真主的经典，且为真主而叩头。
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他们劝善戒恶，争先行善；这等人是善人。
他们无论行什么善功，绝不至于徒劳无酬。真主是全知敬畏者的。（古兰经3:113-115）”


从对信奉经典的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态度并不相同这点来说，古兰经关于与这些信奉经典之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对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不同的指导，这取决于他们对伊斯兰教徒们的态度的。所以，古兰经不会指导大家做出将这些与伊斯兰冲突的人们赶出祖国这种事情，它命令大家不仅要对这些信奉者表示尊敬，而且还要亲切公正地对待他们。古兰经还要求在社会关系方面，也该与那些信奉经典之人和平相处。若与他们发生了争论，伊斯兰教徒也必须以最佳的方式与他们进行议论，但若是那些信奉经典之人将伊斯兰教徒驱逐出他们的国家，并让其陷入危险境地的话，那么与他们的友情将会结束。


“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古兰经60:8）”

如何让大家以及领导人们变得更加宽容

第三发言人：保罗M.楚勒纳博士、维也纳精神神学研究所会长

1992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欧洲价值观的调查。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对宽容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当问及他们是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实际生活时，统计结果的数据却非常之低。这就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欧洲人没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宽容？”
本次会议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该如何让大家以及领导人们变得更加宽容”。可以说这是这个会议上最具有政治性的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倘若有人能够研究涉及本次会议的所有相关宗教圣典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几乎所宗教圣典都在教导我们和平、正义、慈爱与慈悲。这是所有宗教主要的正能量特征。
宗教界的重要领袖们并不会主张战争的爆发，而是支持和平。其代表有如：圣・方济各・阿西、甘地、苏菲派教徒、佛教的许多代表，当然还有耶稣·基督。但事实上确实出现了“为什么宗教的特定教徒们会走向暴力之路”这样的问题。答案是，其原因不在于信仰，而是扎根于其个人的性格。  
我对欧洲的“权威主义”进行过分析调查。“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是由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狄奥多·W·阿多诺提出的。他在上个世纪就对很多人为何支持全体主义制度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因“领导都是对的”这样单纯的概念而顺从权力。比如，艾希曼、赫斯这些人在受到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如此为自己辩护的：“我们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根据我的调查，权威主义的人是柔弱不安的。因为柔弱，对其他人就会极其暴力。这内心的柔弱便是对其他人暴力的真正原因。这些权威主义者无法接受大多数人。他们不具备我们德语所说的“对大多数的宽容性”的能力。所谓其他人，指的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有时候指的是女性，也可以指的是吉普赛人或其他外国人。这些“其他人”，常常被视为威胁、看作敌人。所以权威主义者不择手段地以各种形式的暴力来抹杀他们。就具体手段而言，如中世纪的火炙，现今的“媒体血祭(media stakes)”、恐怖主义以及战争。所以，排除宗教性暴力，以真诚的和平信念追求建设性对话的人，就必须抑制权威主义倾向的发展并改变其个人的暴力倾向性格。
在这里大家可能会问：“那么，方法呢？”。已经有人在教育、信息还有全球公共伦理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但是，我并不认可仅仅从伦理方面来进行约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陷入不安的人来说，只谈伦理是不够的，权威主义本身就是基于一种不安的状态。对容易感到不安的人说“不要感到不安”，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其他的方法呢？我认为必须去治愈这些人。那么，治愈的方法是什么呢？在我所属的天主教中，神的指示由神秘主义变成了道德。宗教怎样才能治愈那些容易感到不安的人呢？若从不安中被解放，他们也会变得宽容，变得容易与集体一起行动。我并不是在向大家推销关于治愈问题的个人意见，我只是想在这里提出这是个重点问题。这也是因为，在我面前谁也没有就不安提过只字片语。我们议论了权利和伦理规范，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当今社会中不安给人们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可以从世界主要宗教的所有核心部分中找到力图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那便是慈爱、慈悲。慈爱是满怀慈悲的安拉之神的特点。古兰经所有的章节都以安拉的名字开始。慈爱是犹太教雅威的真髓，耶稣基督也是充满慈爱的神。而在三大佛陀中，一位是保护，一位是智慧，另一位就是慈爱之佛。基于此点，才出现了达赖喇嘛是慈爱之佛的现世之类说法。世界主要宗教，都将慈悲作为基础，为了公平和平的宇宙而紧密的合作。我是考虑到宗教具有强有力的治愈能力才提出了这一点的。这是所有宗教的使命。

提交论文：
宽容和理解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2014年3月
本次会议的召开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为了庆祝OB首脑峰会名誉议长施密特前首相的95岁生日。对于我已故的父亲、也是峰会创立者之一的福田纠夫来说，施密特前首相是他最尊重和敬爱的朋友之一。日本和德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是从战后的灰烬中通过国民的勤奋和努力完成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从这一方面来看，两国具有很多共同点。
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我也非常荣幸能够从施密特前首相对国际政治及哲学的深刻洞察和预见中学习很多东西。号召召开今天这次会议，也再次证明了他在预测未来方面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应该感谢本次会议的确符合时宜。
从施密特前首相那里学到的一条重要规诫，是下面这句康德的语录：“和平的维持并不仅仅是根据人性内部的本能构造予以体现的，不是的，和平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意识的，不止一次性的，是在长期反复的积累之中所形成。”
作为施密特前首相在政治界的前辈，奥拓·俾斯麦首相曾说过这样的话：“愚蠢的人从经验中学习，智慧的人从历史中学习”。我认为在21世纪的现代，我们有必要去思考如何重新从历史中学习。
包括我，以及今天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人，对二战都没有亲身经验，有亲身经验的人正在逐渐减少。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战后，即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从时间跨度来考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70年既短又长。本次会议的主题也是在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讨论国际社会共通的所谓善良、正义、道德这些全球化的伦理标准，或者说考虑普世性的价值观，而引发会议召开的契机就是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大事件。第一次是1989年冷战结束，第二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
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的1989年，日籍美国人佛让希斯·福山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其内容大体如下，冷战的终结证明了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而意识形态发展下去的终点，或将是西欧国家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遍化，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政治最终形态。
1993年，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论文《文明的碰撞》。论文中，他这样介绍自己的主张：“在世界政治中，虽然国民和国家是最有力的行为持续者，但地球上主要的大规模政治斗争都是在文明相异的各个国家和团体之间引发的。文明的碰撞或许被认为可以统治全球化的政治，文明直接的断层线也可能点燃未来的战争线。”
根据这些论点，在199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伊朗的哈塔米大总统呼吁为了防止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展开“文明的对话”。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对话之年”的2001年的9月，美国全境同时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恐怖分子挟持的飞机撞毁时，“文明对话年”这个论调或许也同时烟消云散了。然而，我觉得或许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们大多数都认同，如今，“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不但没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了。
21世纪已经过去10年了，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纷争，紧张的气氛一直威胁着世界的和平稳定。虽然随着全球化发展，国际社会的经济在乍看之下逐步发展，但是由此而获得利益的人非常之少，世界的差距持续拉大，不平等、贫困和不幸的程度日益深刻。
当然，正如福山先生所说的那样，在自由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国际社会并没有逐渐融合。然而，亨廷顿先生所主张的“文明的断层线”也并未在世界上有明显表现。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统领人类的集体单位，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之间超越单纯的形式关系，固有文化、民族、宗教、地域社会及主张和目的相同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强力地活跃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另外，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Facebook和推特等超越国界和地区的个人之间的联系正在急速扩大，给国际政治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总之，与福山先生和亨廷顿先生所考虑的相比，世界难道不是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吗？
然而遗憾的是，2001年的“文明对话年”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加深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特别是目前，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因为面临着如何处理目前的纷争，如何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如何扩大自己国家的影响力这些问题，正在消耗着自身的智慧和能量。同时，由于这些发达国家中的民众，比起IT产业相对不太发达的其他国家国民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结果导致他们的领导人更多地忙于如何讨好舆论、如何持续得到民众的支持等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看到，世界的领导者们和知识分子们有必要对全球化公共伦理和文明的直接对话进行充分的思考。
我们看到，大部分世界宗教界领袖都出席了本次会议，。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混乱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变得越来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和扩散性。针对这一现状，宗教应该被置于何种地位，被赋予何种意义，成为了本次会议的重要课题之一。
2001年的“9·11事件”，犹如投入了一块大石头，打破了宗教界和国际政治界保持的理想而平静的关系。因为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所犯下的罪行，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批判日益激烈。不仅是伊斯兰教，连基督教、犹太教等“一神教”，以及“一神教”的价值观也都似乎被世界推翻。可以说，这也是导致“文明碰撞”和“文明断层”的部分间接原因。我想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些间接原因中，是否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还是全部都是错误的？反过来说，以日本为例的大多数亚洲国家推崇的是“多神教”社会，根据自身多元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我们能否给予“一神教”社会些许启发呢？
对这个问题，我自身的答案是，一半“yes”，一半“no”。
日本是“多神教”国家，很多国民信奉发源于古印度、后经中国传入的佛教，但同时，从古至今，日本独有的宗教——神道在国民中也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此外，认为所有生物——别说生物，甚至连石头和瀑布这样的无生命的“物体”都有精灵和生命寄生其中，这种“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观在日本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人宗教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佛教、神道、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观虽因人而异，但却综合融入到每一个日本人的精神之中。因此，在日本有“八百万神灵”的说法，以此表达万物有灵的信仰。
大多数日本人会在新年的1月1日去参拜神社，也会在12月庆祝圣诞节，会在基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在佛教的寺庙里举办葬礼，这些却感觉没有丝毫冲突。作为日本人，我想强调的是，看到保持着这样宗教观的日本人，希望你们不要误认为日本人没有宗教或是宗教心态很弱。如果非要简略概括日本人整体的宗教观的话，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企图超越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时，同时也感到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未知的东西。于是，不论是呼唤神、呼唤佛、还是呼唤天，日本人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发现那种超越自己认知的道路，那条路即将在眼前展开。也就是说，通过佛教、神道，或者自己身边的花花草草，使得探究未知成为可能。这是我的看法。
在圣经和古兰经等这类记录神之启示的书籍指导下，“一神教”社会或许存在难以理解的东西，但我们日本人却自然接受了这种复杂、灵活而又不明确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的社会特征是可以成为参照，以此为鉴，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接受其他价值观和不同宗教。为了达到超越我们认知的世界，我们必须承认差异。
因此，理解日本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宽容”对待他人不同的价值观。所谓“宽容”，也可以说是对他人的“体谅”。“体谅”一词就行动而言，便是更进一步地考虑他人的行为，就是日本人最拿手的“接待(款待、待客、服务)”等词。日本拥有多元化宗教观和多元化价值观，相对比较容易地接受那些和自己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从这样的“宽容”之中，“一神教”社会的人们多少能获得某种启发吧。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前面我所提及的内容，大概可以回答说“yes”了。
但同时，如果因此就认为“日本这样‘多神教’社会比起‘一神教’社会来说更加宽容，所以为了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远离纷争，‘一神教’社会应该向‘多神教’社会学习”，对于这样的短络式单向主张，我感到极为偏驳。理由有三：
第一，“多神教”的价值观经常陷入相对主义，可能会认为“文明对话”只有在“文明不一致”和“不同文明并存”情况下才会成为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也就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可以说是为了探寻全球化伦理标准，换言之也就是共通的价值观。为了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在拥有不同宗教和价值观的世界，人们有必要对理论进行切磋琢磨甚至激烈交锋。然而，与智慧和智慧通过碰撞达到融合这一情况相反，“多神教”社会却在倒退。“宽容”这个词乍听上去很美，但反过来说，对和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不能真正地“理解”，只是一味地避免摩擦，表面上做出理解和接受的样子，实际上却不理解现实，这样的结果难免会产生隔阂。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多神教”社会的人们使用“宽容”这个词时，必须在明确其相当严格的意义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恰当地使用。
第二，持有“多神教”价值观之人的 “一神教的价值观是狭隘的，多神教的价值观是宽容的”的看法是片面的。“多元的价值观是单方面的强加”的主张和行为本身也是一元式的，有其盲点和局限。“一神教的社会和一神教的价值观阻碍文明的对话，助长了世界文化的断层”，类似这样的观点和“国际社会的不稳定主因是极端派的伊斯兰教徒”的主张一样，我难以从中感受到较高的理论水平。
第三，如果多神教的社会真的接受“宽容”做为普遍理念，为什么作为多神教社会代表的日本却未必可以成为对世界开放的社会呢？比如，日本在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接受外国劳动者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日本人有着宽容的精神，并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作为自身的行为原则。然而面对不同价值观的外国人或他人时，尽管通过自我克服，跨越困难和摩擦，可以做到将他们接受到自己的社会和圈子，然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仅靠“宽容”难以完成。
综上所述，我认为，多神教或者说多文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像“宽容”一词所代表的那样，促进文明间的对话，是追求全球公共伦理、价值观的入口，或者说是最基本的态度，尤为紧要，因为它将对人类提供参考。但是探其究竟，为了进行文明间的对话，推行全球化公共伦理，我认为只靠“宽容”是不够的。通过不加掩饰的讨论而得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在此共同理解之上而得出的超越不同文化与习俗的共同体验，以至实际“行为”，我想只有共同拥有这样的平台，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追求公共伦理。
除施密特前首相、吉斯卡尔·德斯坦前总统、弗雷泽前首相之外，这次会议中还有许多站在国际政治前线的大政治家们前来参加。所谓政治，指的是倾听那些各自拥有与自身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人们的意见，进行调整，指明方向，然后获得人们的支持，并将其融入到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行动之中，而且不断地使这一行为循环往复，持续下去。作为这次主题的“政治决策中的全球公共伦理”，正是在全球化层面上，探索广义上的政治决定这条道路的最大公约数以及相关行为。作为政界的一员，对此我想提出三点推动其发展的要素：
第一，对他人的恻隐之心（Compassion）。若没有恻隐之心和共鸣，那就不可能寻找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全球公共理的规范。我的父亲福田纠夫1977年作为当时的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的时候，提出了之后以“福田基本原则”而命名的日本与ASEAN合作的三项原则：（1）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2）构建与真正的朋友——东南亚以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3）站在“平等的合作者”的立场来强化关系。这三项原则中所使用的以心交心，因其新颖而富有含义，成为流行一世的话题关键词:“heart to heart”。当时日本正处于高度成长的鼎盛时期，东南亚诸国对日本企业的攻击性经济扩张抱有反感，贸易摩擦成为一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造访东南亚的日本首相将“heart to heart”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而发布，受到了来自部分人的“情绪化的外交词汇”的指责。但是，作为非外交词汇和政府用语，将其还原为毫无修饰的浅显易懂的生活用语，它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东南亚人。我至今依然认为，所谓的“heart to heart”，不正是表示为对方着想的恻隐之心吗？
第二，就是对于其他文化的感受性（Cultural Sensitivity）。即使拥有了再多的学问与智慧，我们自身也无法从我们使用着的，养育我们的文明文化之水中获得自由。在审视拥有与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用自身的价值观以及培养我们的文化积累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对方。事实上，某个国家以及文化圈的人可能会不喜欢其他国家和文化圈的人，此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责备对方的很多场合，我们所批判的对方的形态像一面镜子，正好映出了我们自身的丑陋。基于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以及对言表敏锐的感受性去接触他人，这就是一种能够推进文明对话的行为，求索全球公共伦理的决定性的重要能力。为此，我认为应该从孩提时代开始，或者趁年轻之时就和不同文化圈的人们交流，积累经验，了解对方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构建与对方的信赖感（Confidence）。在与拥有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国家间，或者以外的任何组织间进行价值利害关系的调整时，政治领导者们有必要总结与对方的交涉内容，并承担起说服民众使其认可而存在的风险。倘若交涉没有风险，极端的讲，那是用计算机和电脑就能解决的问题，所谓的外交与交涉、调整都必定伴随着风险。那么，交涉者们应该如何以及承担多少风险？归根结底要试当事人与交涉对象间的关系，基于两者之间所建立的信赖关系之程度。为了推进探求全球公共伦理的课题，作为前提条件，我们需要构建极其透明的个人间的信赖关系。在此意义之上，这次OB首脑会议中所体现出的襟怀坦白的讨论对于生活在21世纪社会的我们来说，意义深远。
如前所述，日本和德国一样是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战后经历了美军占领时期，后因1951年旧金山讲和条约而回归国际社会。当时，日本还未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日本国民还在为如何从日复一日的饥饿状态中活下去而苦斗。另一方面，对曾是大战中的侵略国以及战败国的日本，国际社会的目光是极其严厉而冷漠的。为了不让日本再次死灰复燃，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严厉惩罚与牵制日本及日本国民。在这种背景下所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中，斯里兰卡的贾亚瓦德纳财政大臣（后出任总统）出席了会议并表示：
“憎恶不会因憎恶而停止，而是因为爱。”这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话。我想用这句话来结束本篇论文。

论文提出：
宽容ー派系斗争时代中被忽略的美德

OB峰会事务局长 托马斯・阿克斯沃西

我们生活在宗派时代。对于宗教、宗派或者集团教义的过分信赖是当代的一种现象,它威胁到了国内外和平与秩序。只须简单浏览近日报刊就可以看到,缅甸手拿斧头的佛教徒团体袭击了伊斯兰教徒,造成死伤四十余人的惨案。他们还将一万三千多人从住宅区和商务区中驱逐出去。
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教分支、包克・哈拉姆(禁止西化教育之义)几乎每周都在基督教会安置炸弹,仅2012年就杀害了九百人之多。在利比亚,激进派视十字架为目障,便因此而践踏和损坏了英联邦军的墓地。在伊拉克,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支持美军的著名记者:卡楠・马基雅感叹地说道：“阿拉伯的春天正在演变为阿拉伯的冬天”。侯赛因在力量薄弱之时,曾经高举宗派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对国内的政敌进行了镇压。现如今,伊拉克的什叶派更加残忍。他们将宗派作为基盘，以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化。
类似问题不仅仅限于穆斯林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内部的什叶派对逊尼派，伊斯兰教过激派中的分裂也十分明显。比如,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瓦解之后,赛莱菲派在军队的最高会议中弹劾同胞逊尼派，视其为背教者。赛莱菲派的阿尔・奴鲁党脱离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的穆斯林政权,并就2013年7月所发生的打到穆罕默德·穆尔西事件持支持意见。在埃及,世俗的埃及人与伊斯兰教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痕。不过,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徒的运动中也几乎难以看到意见统一的局面。
类同当今的宗派主义现象，在欧洲史上也有过先例。与今天的尼日利亚、缅甸一样,在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西班牙，民众时常会去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1391年,约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残忍地虐杀。)今天的叙利亚亦如此。在十五~十六世纪,统治者们都乐于使用宗派这张牌。比如,西班牙的费尔南多国王与伊丽莎白女王就实施了大规模的民族净化运动,1492年强行逼迫七至十万犹太人改变宗教，或将其驱逐到海外。1609年,三十万穆斯林教徒重蹈了同样的命运。
在利比亚，亵渎墓地的事件接连不断。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代还发生过更加惨不忍睹的破坏行为。比如,西蒙·沙马在电视系列“英国史”的节目中感叹地说:“天主教之邦的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啊”。狂热的新教徒们将彩色玻璃窗、礼拜讲台、雕像、甚至连做礼拜的桌子都砸得破烂不堪。1647年，清教徒的会议甚至禁止祝贺圣诞。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为什么发生了暴力呢?
那是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五千多名新教徒被天主教徒所杀害、割裂、亵渎。本杰明·卡普兰将其称为“近代初期最臭名远扬的插曲”。
赛莱菲·逊尼派与穆斯林同胞的对立呢？
在英国宗教战争中，英国教会的信徒们与反对国教的清教徒展开了战争。新教的宗派如同对待罗马·天主教一样，对其他新教徒抱有偏见。在长老占据大多数的英国议会，1648年公布了“处罚不恭异教徒法令”，1662年监禁了四千名贵格会教徒。历史学家C·V·韦奇伍德在描写迫害贵格会教徒的事件中说：“非暴力的信条常常会激愤暴力的人们”。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即使存在过比现在更大规模的宗教歧视、不宽容、暴力等等现象，却也时常展现勇敢、理解、爱的行为。由此而滋生的情怀一点一滴，极其缓慢地孕育出了宽容的观念，进而推进欧洲的宗派时代被启蒙时代所取代，支撑着启蒙的支柱之一便是曾被忽略的宽容美德。借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最终形成了一种观念，被接纳为宗教中的宽容，造就了“文化权利的主导因素”。
安德普·墨菲将宽容定义为“承认貌似矛盾的见解中所存在的正当的可能性的一种意识或者态度”。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指出“不一致是人类的重疾，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宽容”。的确，宽容是基于认知的美德。杰·纽曼则说过：“宽容在人类宽容的时出现，信教的自由在人们表现出宽容时出现”。信教的自由是一系列的惯行。它意味着“对偏离社会规范的人施加处罚性制裁的自制行为”。
宗教性的自由是使和平共存成为的一系列惯行，或者说是制约。我们的分析是，它与相关者的态度与动机不同的概念。我们需要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所谓的宽容是根植于谦虚的个人态度（我们谁都会犯错误的）。它的反面是狂言主义，约翰·玛丽对此是毫不留情的，并解释为令人愤慨的偏见。因此，无知、迷信、误解、懒惰、优越感等个体性宽容中存在着很多障碍。
不宽容可以从玩笑、中伤、语言暴力、歧视、暴力等窥测得到。比如，在苏格兰，为消除足球比赛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敌意，最近专门开设了宗教咨询团。
若宽容是以教育、劝导、相互理解等为条件的人生态度或者美德的话，宗教性的宽容就是有意识地选择的不干涉他人行为的一系列实践。欧洲在从宗教战争时代到启蒙时代转移的时候，存在着许多为法律所承认的教会以及允许对社会上多数信仰的反对而采取的行动。但是，进展缓慢的宗教性宽容体制并非意味着对于个人性宽容的跃进毫无意义。
韦奇伍德写道，即使十七世纪的欧洲领袖们在不得不面对与基督教相异的宗教这一现实时，他们所有的目标也都集中在普通的教会（当然是他们自身的），宗教自由依旧局限在“让似乎有节度的人感到狼狈”。因此，宗教自由是为了达成和平共存的实践运用。与宽容的进步大概没有多大关系。为了与宗派主义作斗争，改变个人态度以及调整制度的适时运用势在必行。

讨论

奥巴桑乔主席：话语给予人的感受会发生变形，今天高洁的话语，明天可能会变得不高洁；今天不高洁的语言，明天有可能变得高洁。不论我们位于何种状况或者信奉哪一个宗教，我们都被赋予了特权，然后又在这些特权中担负起重任。这便是杰瑞米·罗森指出的要点。他总括了共通的人性要求我们做到宽容这一概念。那么问题是，共通的人性要求我们应该宽容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政治、经济性要因进行了讨论，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将会给共通的人性带来的影响。
在我的祖国，就像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间进行的战争一样，关于博科圣地的争论正愈演愈烈。但那并不是事实。大约3年前，我去考察了位于我们国家北部的博科圣地中心，因为我想知道以下的内容：“博科圣地这一组织存在吗？若存在的话，到底指哪些人？有领导吗？他是谁？他们有意和我们对话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不满是什么？有与外部的接触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程度的交流？”
我寻找到的一些答案是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坏人。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贫困与失业，毒品交易、偷运枪支、复仇、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是附带产生的。由于存在多种社会问题，我便询问了他们的目的基准。他们回答说是“伊斯兰教教法”。他们理解共通的人性是什么。但是，在通向宽容的道路上有很多因素阻碍了他们。

古儒吉大师：我想补充一下保罗·楚勒纳氏的发言。引起纷争的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不安与不幸。幸福的人不会和别人发生任何争执。人在感到不幸，并因焦躁感和压力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宗教就会成为纷争与战争的借口。就我而言，不能接受的是压力、不安、团结意识的缺失，和对他人理解的缺乏。我们总能从很多集团和社会中看到，它们是引起纷争的主要原因，这些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在适合人们幸福生活的地方，大家都幸福地生活着，宗教，种姓，集团，人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障碍。

穆库提博士：在这个复杂又骚动的世界，光靠宽容是不够的。我认为必须超越宽容。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所谓的宽容包含了许多的现实问题，有时还掺杂了对他人的无知。所以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首先应该是多元化的共存。我将多元化的共存理解为面对他人的世界观，展现共识的公共性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比起那些被叫做“人类信仰”的世界观所反映的态度，我们可能更喜欢通过观察而感觉到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宽容性。第二点，当然，当我们在讲多元化共存的时候，对话变得很重要。有时人们会将对话只看做从宽容转向多元化共存的进步台阶，那是因为对话中存在着相互倾听、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能够适应他人，并具有愿意和他人协作的团队精神。
宗教拥有相异的同时，也存在着类似点和共通点。为了建设更加和平与宽容的世界，我们必须有效利用共同之处。宽容也并非轻易之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为了追求宽容，会有很多成为阻碍因素的价值观被牵扯进来。
关于这一点，尽管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存在差异，我也看到了很好的示例。去年，我出席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宗教间对话。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围绕着古兰经和圣经进行了各自的信仰研究。尽管有差异，通过共同点和共有责任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到相互尊敬和相互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怀着诚恳的态度去尊敬对方的宗教。

张信刚教授：关于宽容的美德与它所欠缺的，可以与刚才会议中讨论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结合。我想到了我个人所熟知的两个案例。一个就是，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中国人常常很重视与领居和同事间的关系，即使宗教、人种、语言上存在差异也没有将其分割，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进程之中，出现了遗忘没有的敌对现象，背信弃义，强烈的敌意超越了相互理解，数亿人被卷了进去。这并不是在小村庄里某个干部煽动着说“抄家”这么简单的事件。所以我在想，我们必须更加深层地考察人性到底是什么，领导者的命令与大众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在吉尔吉斯斯坦亲眼目睹的。我去过两次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是在总统选举前和选举之后。虽然选举活动选择在吉尔吉斯斯坦人和乌斯别克斯坦人所共有的Oschi市举行，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无法识别宗教信仰。虽然某些人属于苏菲派，某些人属于其他宗派，却与民族性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打砸抢烧的残忍事件。即使语言不同，吉尔吉斯斯坦人也无法从乌斯别克斯坦人之中识别出同胞，这与民族性差异没有关系。深究这次事件，可能和宗教、民族、领导人的洗脑有关联。但是那是一场突发事件，我想其根源并不是由于宗教差异所导致，而是因为领导人的失败。

哈巴什教授：我给予宽容极高的价值定位。我想谈谈我所在国家叙利亚，在那里光有宽容是不够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欧洲哲学家说过，谁都希望有两个国家。这种情景，在叙利亚的预言者们的历史、宗教史、文化史中也能读到。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的状况。在叙利亚居住的有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伊斯兰社会，虽然存在很多宗派，但是大家相互为安，过得相对开心，总体都很和谐。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领导者们平时经常召开会议。
但是，光那样是不够的。若没有民主主义与自由、尊严、相互信赖、宗派间的理解，就无法达成正能量的目标。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唯有宗教指导者在承担这些责任。就现在的状况来说，是政治领导者的责任。政治领导者也跟宗教指导者一样拥有宣传宽容与和谐的责任。就像奥巴桑乔总统所说的那样，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伊斯兰教徒中看到。这是宗教指导者、政治领导者双方的责任。若没有民主主义、尊严、自由与信赖，无论在哪里，都有可能随时陷入像叙利亚一样的境地。

奥巴桑乔主席：我注意到了阿里夫·扎母哈里讲话中的一点，也就是他所指出的宗教失败这一点。我们常常会听到宗教在增多，但是精神性却在减少这样的说法。没有精神性的宗教是无法达成我们所讨论的宽容的，不论是宗教家也好政治家也好，所谓的指导者指的是在某一程度上起到模范作用的人。他们是教师，是传道者吗？他们在实践或者实际解决问题中并没有值得称道的表现。本次会议中已经提到光有宽容是不够的。即便可以做到宽容，接下来的从宽容到接受，从接受到相互主义的转移依然不足以应对现实。状况是在时常变化的。叙利亚有过剧烈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只是局限于叙利亚。所以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不要把它想的理所当然。不论是在怎样的状况之下，只要存在和谐与宽容，必然像爱那样温柔地缓解现状。否则，它就不会是理所当然的存在，今天存在的东西明天就会消失。总结三人所发表的，我想人性才是问题所在。

阿克斯沃西教授：我们从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概念性的话语开始了议论。在我看来，信仰的自由体制是对纳税的忍耐，强制是不能存在的，那是我们所达成的最低底线。就像刚才所介绍的那样，这是在欧洲进行的一场重要游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可能我们会厌恶他人的宗教和思想，但是为了使我们的信条具体化，诉诸暴力的行为也逐渐消失了。到现在也没用引起重视。
曾经有人说过“所谓的宽容就是在其他权力与人类社会中的领跑者”。在宗教指导者、政治家、教育者所聚集的地方，至少保证宽容的行为是最基础的实践性目标。图雷纳教授指出，我们在保持伦理性谈论宽容时，还是有很多人就连最低限度的价值也不顾。很多人拒绝宽容，所以若没有关于宽容美德的教育，直接升级到人权问题，那么只会以失败收场。这会在我们体内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深思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学习宽容的价值并摸索制定出现实的对应方法。
克雷蒂安首相1982年就宪章的权利进行了交涉，其实首次提出是在1950年，用了30年的时间。为欧盟做出许多贡献的让・莫奈首相和吉斯卡尔大总统出席了这次会议，让・莫奈提出统一欧洲的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那个概念花了30至40年。OB首脑会议也提出了将连接不同宗教与伦理基准作为人类责任的“关于人类责任的宣言”，但这也只是刚刚起步。从1996至97年开始，没能受到人权拥护者及联合国的认可。但是，我们没有不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更何况那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所谓强有力的概念指的是最终达成目的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为了OB首脑会议，我主张，我们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该做的事堆得跟山一样高。但是不要感到悲观。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

赛卡尔教授：我对“宽容”一词感到非常不舒服。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好一些。但是大部分感受到的是它所带来的负担。我更喜欢推进相互适应的观点，认为这个方法更为恰当。还有一点，古儒吉大师就关于焦躁与自由的剥夺进行了发言。还提到了那种状态会令人走向使用暴力的道路。但是，还存在其他的理由。社会上被剥夺生命和自由又或者被外部施加暴行的时候，人们也会使用暴力。在这里我想提问的是“存在正当化的暴力吗？”。

尼芬大主教：读了大家的论文，听了大家的议论，我就某一方面开始自问。那就是谁也没有使用近似“爱”和“宽容”意思的词汇。为什么呢？在爱之中看不到宽容吗？在爱之中看不到合作吗？在爱之中看不到尊严吗？在爱之中看不到自由吗？在爱之中看不到相互支援吗？不该使用这个词吗？

弗兰茨首相：我想举一个我所熟知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的社会曾经有过“想要成为优秀的澳大利亚人，就必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风气。以至于出现了假装充当，以求方便。尽管19世纪的时候有很多阿富汗、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但是战后，移民来自世界各地200多个国家。在我们的社会，所谓的宽容就是，为了成为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无须忘记自身的宗教、历史、节日和文化日，可以继续保持自己家乡的习俗。这与优秀的澳大利亚人并不发生冲突。所以宽容、接纳意味着为保证新的移民“无须忘乡的澳大利亚人”所付出的努力，这与克雷蒂安刚刚说明的内容保持了一致。宽容是最小公分母也好，还是更广义地去解释也好，都是根据对于宽容所持的经验而加以规范的。我想，大部分人都从广义的角度取义而理解的。

张信刚教授：就我对词语的理解，爱应该更加崇高。为阻止社会的混乱，促进理解，奖励社会安定，都需要宽容。但是若超越了这些，就会需要接纳与相互主义(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带有积极意义的尊重)，并从而更加向爱接近了吧。所以，所谓的宽容就现在而言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古儒吉大师：关于暴力应该被接受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程度为正当范围？我想说的是战争是最恶劣的。至于发起战争的人，恐怕谁都可以拿出某种理由。然而，因为沟通受到了阻碍，他们丧失了人类间沟通所必须拥有的恻隐之心。暴力不容被修饰美化，更不容许正当化。

梅塔南多博士：我认为“宽容”是在伦理中排在正义之后位列第二的原则，若什么都可以正当化的话，虐待孩子的行为也能正当化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会使用宽容这一词汇吧？相反，我们会说这种行为自私、任性、没有责任感，更谈不上正义感。当然，也许在哪一个角落还存在有行使暴力的背景。但是我想，在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寻找特定场合的深层理由时，我们应该坚守正义这一原则。
在无法保障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暴力行为时，救助孩子的方法应该成为你的第一反应。你不会说“因为宽容而放弃行为”，那是没有责任感的，是对他人的存在以及生存权利的否定。所以宽容是排在正义之后位列第二的原则。关于他人的权利与尊严，只要正确地行使正义的原则，把握前因后果，正确判断事态的公正公平，才能够考略容忍。否则，何以论及宽容。

奥巴桑乔主席：我认为只有宽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留意不断变化的背景状况。但是不管我们想要做什么，对于我而言相互性是极其重要的。共通的人性、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安全感、“你若不得不考虑你的安全，那我也不得不考虑我的安全”、共通的繁荣、共通的爱、共通的接受、共通的容忍，当然还有相互理解的社会，也就是共通性与和谐。这些都与卓越的领导能力有关。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或者是交流。我认为只要具备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会步入新的社会通道。

4．第四分科会

圣战与西方国家的认识

主持人：荷兰前首相德里斯·范阿赫特

引言
“圣战”这个词语是闻名于世，且被世人热烈谈论的为数不多的伊斯兰语言。第四分科会讨论了“圣战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阻止以圣战之名施加暴力的行为”这两个议题。
第一发言人阿卜杜拉·穆迪博士，以古兰经中指出的圣战伦理意义和当前应该如何进行诠释为中心进行了解说。他指出，圣战原本只是为了强化信仰，并没有强迫追随的含义。古兰经的概念涵盖了从宗教式自我完善到保护自我信仰的方法，涉及范围很广。“圣战”就是追求神灵之路。
第二发言人阿明赛卡尔博士，介绍了伊斯兰教中的两派对立的理想。一派的理想是改革派穆斯林，他们相信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变化，可以让伊斯兰适应个人及区域生活；另一派是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主战派穆斯林。从这两大派中又分化出四类团体：除了受到威胁之外否认任何暴力的穆斯林派；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恪守伊斯兰教旨，在改革与统治中不惜利用暴力的新派原教旨主义者；此外就是那些不懂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被动员当兵的一般群众。恐怖主义的战争致使规模原本极小的暴力派极端分子和新原教旨主义派不断壮大，博士呼吁西方国家停止从少数派的行为来判断大多数伊斯兰的行为，而应该拿出实际政策和行动帮助改革派教徒扩大权利。
格拉马利·库苏罗博士在他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三种暴力形态――物理性暴力、机构性暴力和反自由性暴力。他认为取而代之的方法是对话、正义和自由。
在一般讨论中，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参会者解释说，古兰经里对非信徒的处理方法按照级别细分成十七条，而第十七条内容完全抵消了前面的内容，明确指示“与一切非伊斯兰教徒作斗争”。他们还指出必须格守古兰经的教义。对此，稳健派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则表示经典固然重要，同时他们也呼吁有必要顺应时代及状况做出改变。什叶派教徒主张摆脱暴力和极端派的方法并不是否认宗教，而是必须认可民主主义的原则。部分到会者还指出通过努力实现自我分析、自我坦诚、追求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事。理解他人，向他人表示爱心，聆听他人倾诉，以设身处地的姿态去认识问题。加拿大前首相让·克雷蒂安主张伊斯兰国家也应该像西方国家一样采取政教分离的政策。

论文提出：
伦理概念中的圣战

第一发言人：阿卜杜拉·穆迪博士
印度尼西亚穆罕默德协会事务局局长、国立伊斯兰大学讲师


几十年来，“圣战”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有名的词语，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它真正的含义何在？它不具有什么含义？对此，人们已经反复讨论至今。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做出各种努力使“被劫持”、“被利用”、“被歪曲”的这个词能够回归本意。但是，其中也有一派到处宣扬自己的独特解释，以便进一步与被武装的“圣战”加强关联。
在这里我不打算把演讲的中心放在反驳“圣战即暴力”这种误解上，因为很多穆斯林、非穆斯林的学者以及宗教领袖已经对此进行了批驳。我倒是打算把重点放在弄清圣战包含的伦理意义上。如何联系我们今天的生活实际，解释古兰经的韵文中所说的“圣战的道德”，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重点。我之所以以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古兰经为中心，还出于一个考虑，即不想将古兰经之外的无关概念带进对“圣战”的理解。当然，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做法非常普遍。

古兰经中圣战的含义

古兰经的各种韵文相互串解，因此各种解释都不算错。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讨论的议题，查阅与之相关的所有韵文。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首先为了避免误导，将古兰经作为最高指针，古兰经专家们一直主张对古兰经不同的内容应予高度重视。因此，为了理解古兰经经文的初衷以及古兰经中涉及圣战的真正意图，就必须仔细研究讨论圣战的所有相关韵文。
参照古兰经来解释古兰经，这意味着需要把整个古兰经作为背景来读解其中的各自细节。我们想讨论关于圣战在古兰经里是如何定义的，那么就要对古兰经里关于正义、和平、保护生命、服从神意，以及其他的相关教义进行研究。虽然不是我的主要论点，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圣战的解释只要与古兰经相矛盾的就是不正确的。
另一方面，在古兰经里，充满一种细微含蓄的文章表达风格。但是，一句话或一个单词都是独一无二的，绝不能代替换用，尽管它们完全是同意词。例如，圣战这个词，近义词有judo，含义是能力、发挥、勤勉；再如，mujahidin，含义是致力、战斗。有关的词语还有quintal（斗争）、data（说教）、infer（义捐）等，这些都是不能换用的。这种文风也有另一个表现特征，即古兰经中的某个特定词语或类义词，有可能在别的章节中含义却出现了微妙的差异。如果从这种角度看，古兰经里不同篇章所示的“圣战”，其含义是有细微差别的。按照这种方式，我们除了理解古兰经的整体风格以外，也应该理解个别词汇的表达方式。但是，找出这种微妙差异是一种学术挑战，需要专家学者们的相互合作和积极参与。关于这一点，我想声明一下，我关于古兰经中“圣战”的看法并非全面。
有时，人们将“圣战”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把它与“神圣之战” 、“正义之战”或“防御之战”视为同语，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我想强调的是圣战与战争即使有时存在关联，但是它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主题。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伊斯兰的圣战，而不是伊斯兰的战争。应该将为了反抗压制和攻击进行的战争以及做出的牺牲，和伊斯兰教关于战争的伦理规范区别对待。所以，在我的论文中提到的圣战，与战争、暴力的相关性始终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兰经里出现的与圣战相关的三个原本子音（j-h-d）共计41处，其中，作为动词出现27次，其原意暗示着不辞辛劳的努力、抗争、拼命地努力、认真、能力、势力、战斗等等。古兰经里提到的圣战，基本都不是号召与穆斯林去战斗。
在信徒间社交以及异教徒战争产生之前的麦加时代，已经出现了数条包含圣战一词的韵文。其中的一句是：为了信仰而努力奋斗的人是在为自身努力而奋斗，真主对一切一无所求。（古兰经29：6）正如古兰经注释者主张的那样，这里所谓的努力，是指克服困难、排除迷茫、坚持信仰而付出的努力。还有一句是：人们以为只要说一句“我是有信仰的”就可以免受考验，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29：2）。谁是真正的信徒谁是伪信徒，谁是努力尽心的信徒谁不是，都得经受神的考验。（29：3、9：15、47：31）捍卫我们的信仰往往需要巨大的努力和忍耐，尤其是对麦加（圣地）预言者的信徒来讲更是如此。 
当代什叶派优秀的评述者al-Tabātabā暗示，这个韵文中所指的圣战，全带有应当执着地保全信仰的含义。同样，当代逊尼派学者Ibn，Ashur主张，此处圣战的本意，即一旦成为穆斯林，就必须忍耐困难痛苦。另一位当代学者al-Qāsimi则把它理解为除了面对考验忍辱负重外，还需要一种坚持真理的努力。
实际上，在古兰经里，是将圣战、信仰、忍耐这三个带有类似性的概念排列在一起来表述圣战一词的。信仰排在圣战前面的例子有10处，随之加有忍耐一词的有3处。圣战一词带有真正信仰者标识的色彩（49：15、8：74），和圣战频繁地连接在一起的另外一个概念，仍然表示真正的信仰者的一个词—Healer（一般是指超脱），这一词用在圣战之前的例子有7处。在古兰经里不时有把圣战理解为quintal（战斗）的例子，但是，却没有一个例子同时使用或者把这两个词排列在一起。
根据一个口头传承事务的传统，quintal（战斗）本身（有时称为带剑圣战）往往被理解为“不太重要的圣战”。与之相对，“圣战”是指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战的“更加重要的战争”，这是为了营造正确的精神生活而做出的内在努力。古兰经所提到的“伟大的圣战”是指以古兰经的名义向无信仰之辈发起的战斗。“所以，不要跟随无信仰之辈，而要以古兰经作为武器大胆地与他们开战”（25：52）根据al-Tabataba的解释，所谓以古兰经为武器，向无信仰之辈开战就是把古兰经念给他们听，向他们作完整的解释，继而与他们进行透彻的讨论。
这种解释在别的地方也能见到。比如伊斯兰法律专家Al-Aulis将含义扩展，指出“最大的圣战，是由古兰经渗透的信仰和与敌对抗的乌拉马（伊斯兰教律学者）发起的圣战”。由此可见，这个韵文所暗示的含义就是，“圣战”是在真相还没弄清楚之前，以合理性的理论为武器，积极说服无信仰之辈而作出的努力，正如韵文开始部分暗示的一样，是一种强迫无信仰之辈服从信徒的尝试。这是古兰经里提到关于“圣战”的唯一韵文，其他关于“圣战”的韵文，则多数是通过“财富”和“生命”的相关内容来表现的，强调了真诚与努力，提倡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哪怕牺牲自己的财产或生命。但是，伊斯兰教并不是无视财产和生命的宗教。事实上，夏里亚法典（Shari’s）的目的就包括保护财产和生命。那么，是哪一种解释将牺牲财产和生命合法化了呢？
古兰经里有11处在“圣战”一词之后接续了“神灵之路”这一表达。这似乎暗示圣战与“神灵之路”的关联，那就是圣战应该为宗教而展开。所谓“神灵之路”并非“以神的名义”或“为了神灵”。古兰经里有13处在quintal（战斗）后面接续了“神灵之路”这一表达，这也许是因为quintal（战斗）和圣战被解释为类似词语的缘故。另有7处是用在“金钱的支出”之后，有4处是用在“摆脱不利状况”之后。关于“神灵之路”本身，有23处表示无信仰者试图努力将信徒劝离“神灵之路”，有11处表达已经脱离“神灵之道”的人们的情况。虽然两者存在微妙差异，但都暗示着“神灵之路”就是他们的宗教（或称之为“正道”）是最好的理解。
“神灵之路”也许还强调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用圣战坚决果断地对抗那些威胁我们信仰的无信仰之辈带来的迫害、压制、攻击和侵略。这需要我们用quintal（战斗）的方式来抗争。这段关于战争的内容中，指出人们不论好恶，都必须投入肉体、财富、精神和智慧等所有要素，这才是圣战。除此之外，言行录（al-hadith，穆斯林的生活条规）也暗示过圣战的必要性。那里面写道“最优秀的圣战是在暴君面前说实话”，这样一来“‘神灵之路’需要圣战”这个说法就容易理解多了。例如迫害、压制和quintal（战斗）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古兰经2:216-218里就表达得很明确。
这些韵文明确地表明，圣战是指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不是为了世俗的目的破坏他人的宗教。圣战并非以自己的宗教来强制他人。因为，如果坚信自己的宗教完美无缺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强制他人接受了。在无意识中确信自己的宗教不完美，在这样的状况下才容易采取强制行为。古兰经里就明确指出“宗教不存在强制”。圣战是当我们与无信仰者进行斗争时，避免出现背离自己宗教的手段。从古兰经4：95里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在与他人的斗争中，圣战这种手段胜过保持沉默。
“努力的人们”这条韵文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其理由之一就是，人们具有“哪怕心存厌恶，也敢于接受宗教指引”的勇气。还有即使牺牲自己宝贵的东西，也要孜孜不倦地（为了捍卫宗教）斗争下去的努力。这一点体现在9:41，44、81关于圣战的韵文中，与quintal（战斗）相关的韵文显示更需要这种勇气。
提及quintal部分里“圣战”的含义中，包括古兰经中指出的“在适当的范围内可以发动战争”这些韵文，表达的都是神允许信徒战斗，但不能超越适当的界限。而且，战争的唯一正当目标是针对压制者，而一旦压制不存在了，就必须停止战争。

当今世界对圣战的固化理解

古兰经里关于圣战概念的范围很广，解释多种多样。下面归纳反映基本性质的几条内容：

1）志诚勤勉孜孜不倦

2）消除对内外两方面的干扰，守卫信仰和真相

3）克服圣战打响后带来的所有困难和不便

4）勇于面对因反压制、反非正义而失去生命财产的危险

5）最大限度利用智慧、体力、财富等所有资源

6）顺应宗教规律的良好意图和行动

将圣战的含义限定在本国防卫战之内，只限于战士参战。虽然这种限制缺乏合法的依据，但是只要我们的行动包含上述因素，那么在我们从事的领域或者自身所及范围之内是可以进行圣战的。我们可以以教育者、活动家、作家、新闻工作者、科技人员和专家学者等身份进行自我的圣战；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声音、知识、财产、行动和投票开展自我的圣战；可以用发展教育、保护人权、环保、改善贫困、创造和平、争取男女平等理论来武装自己开展自我的圣战。
但是，圣战应该来自良好的动机，自己的行为或者决心不必对别人宣扬，重要的是一边期待着神的慈爱和嘉奖，一边把圣战融汇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正如古兰经中所写的那样，不论我们是否要进行圣战都得经受神的考验。因此，我们当中谁在进行真正的圣战，神灵自然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圣战的执行人。我们必须保持圣战的精神，但是公开宣称自己是圣战的执行人，那就证明是在自欺欺人。这种人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但是他们只能收获失望。
而且，我们应该对那些声称自己是圣战执行者、主张圣战的人，或一味想把圣战的含义限定为战争的人表示怀疑。圣战跟quintal是不同的两个词，要记住古兰经并没有写着“圣战”就是“神圣之战”。从以往多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从历史上来看，最初的伊斯兰教中连圣战这个概念都不存在，把“圣战”与“神圣之战”牵涉在一起完全是现代的事。圣战就是追求“神灵之路”，而自诩“发动圣战”只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行为罢了。


参考文献【译者注：英、日原文都采用以下记载。为我国读者阅读方便，可以考虑删除】
al-Alūsī， al-Sayyad Maḥmūd. Rūḥ al-Ma‘ānī fī Tafsīr al-Qur’ān al-‘Aẓīm WA al-Sab‘al-Mathānī. Beirut: Idārat al-Ṭibā‘ah al-Munīrīyah， n.d. Bonney， Richard. Jihād: From the Qur’ān to bin Lād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El-Fadl， Khalid M. Abou. The Great Theft: Wrestling Islam from the Extremists. Harper One， 2007. Ibn ‘Ᾱshūr， al-Ṭāhir. Tafsīr al-Taḥrīr wa al-Tanwīr. Tūnis: Dār al-Tūnisiyā， 1984. al-Qaraḍāwī， Yūsuf. Fiqh al-Jihād. Maktabah Wahbah， 2009. Rahman， Fazlur. Major Themes of the Qur’an.  al-Shawkānī， Muḥammad. Fatḥ al-Qadīr. Beirut: Dār al-Fikr， n.d. al-Ṭabāṭabā’ī， Muḥammad Ḥusayn. al-Mīzān fī Tafsīr al-Qur’ān. Beirut: Mu’assasat al-A‘lamī li al-Maṭbū‘āt， 1997.  

论文提出：
圣战分子、伊智提哈德以及西方的认识

第二发言人：阿明·塞克尔教授
澳大利国立大学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所所长、政治学教授

西方对伊斯兰的认识并不明确，反倒经常因多种多样容易招致误解的表达方式或称呼而令人印象深刻。此论文从历史观点对这种表达方式和称呼加以验证，探索出一个统一模式，以对多种多样的现象加以分析。有关穆斯林社会中伊斯兰教的作用之争，可能是来自两大对立的理想。各自拥有众多宗教派系的两大理想，都是在预言者穆罕默德离世后不久出现在穆斯林社会的。
最早那些见解中，对于什么叫伊斯兰政府、单一的伊斯兰领导下的统一穆斯林将由什么构成之类的问题并没有一个蓝图和理论。这就是此种宗教的特征。但有一个前提，根据古兰经里的暗示、戒律所显示的道德伦理的教义作为一种丰富而不可挑剔的遗产，由预言者留给了人们。而且，它们显示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可以改变穆斯林各自的生活以便顺应社会发展。也就是说，并非把穆斯林“冻僵在时间”内，而是提倡顺应“时空”。这些专家们认为可以运用有学识的穆斯林对伊斯兰做出创造性的解释。在个人人性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建造一个有道德的伊斯兰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最佳方式就是专心致志进行革新。这种见解被认为是伊智提哈德或改革派穆斯林的构想。
第二种见解认为，并不一定要把宗教与政治加以分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提倡在已经确立起来的伊斯兰模式之内完全按照其文字所示原意来理解和运用。持有这种见解的领导者们认为，在大多数国家中穆斯林能否发挥最佳作用，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伊斯兰政府。虽然也有人承认“跨国界伊斯兰交流”这个概念很神圣，但同时也有人只承认独立的政治、领土赋予国家的合法性。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帝国崩溃后，这一点被视为接受伊斯兰团体或机构统治的条件。他们促使穆斯林顺服地接受神灵的单一性和统治权的概念，主张古兰经、圣训（预言者穆罕默德的言行录）、预言者的指导模式以及他们创建的虔诚而辉煌的社区，是伊斯兰国家政府和现世神灵王国之典范。他们提倡大多数地区的穆斯林应该生活在夏里亚法典（Shari’s）的统治之下。从一般人当中分化出来的“伊斯兰主义者”拒绝接受国境的合法性，主张独自领导下的民族共同体（Uma）之复活。一般为人所知的圣战分子就是基于该思想产生的。
这两种见解，让一般非穆斯林社会，尤其是对西方持有不同观点的四种穆斯林的范畴得以扩大。他们是伊智提哈德、圣战分子、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基层群众团体。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吧。
最初的范畴是稳健的穆斯林改革派。他们的意识形态显示他们认为伊斯兰是政治社会变革的动力，主张抵抗国内的独裁政府。但是，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宗教、生命、自由以及土地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才认同暴力。否则，应该拒绝使用任何方式的暴力。这种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类型，从大体上来讲稳健派支持“伊斯兰自由主义”和“伊斯兰多样化”，坚持古兰经所记述的宗教不存在强制的原则。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在松缓的组织内，由非正式的小团体甚至是个人进行小规模的活动。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著名团体有由穆罕默德·哈塔米统帅的伊朗伊斯兰改革派、由已故印度尼西亚前首相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率领的Nahdlatul Ulama（现在有一部分被政党KBJD吸收合并），还包括1990年代由Necmettin Erbakan领导的现已分解的土耳其福利党和2002年以后组成的其继承组织由Recap Tayyip Erdoğan统帅的正义开发党。
众多的有识之士都集中在这个范畴。他们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美国“9.11”事件以及以伊斯兰名义犯下的的恐怖事件都持否定态度。他们知道那是由本・拉登和伊拉克基地组织凯达指挥的，为此感到痛苦。他们脱离伊斯兰极端派，并痛恨那些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在伊斯兰各处进行包围战，从而剥夺国内外众多无辜生命的人。
不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巴基斯坦，只要属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他们就将见缝插针的极端分子拒之门外。把他们的想法归纳起来就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制造9.11事件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其后连续的恐怖行为，引发了一种危险的局面。
这种危险的局面就是，让西方国家站在优越的地位上，大谈人道主义，对伊斯兰社会指手画脚；让美国及其同盟国得以找到借口指责穆斯林在政治上的傲慢，从而对穆斯林国家进行封锁。他们认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本・拉登及其信徒们的恶劣举措把那些为了开展国内改革、摆脱外国的干涉、争取独立、争取得到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而奋斗的穆斯林之努力成果毁于一旦，让历史倒退了几十年。他们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逐步性的变化，希望在实行机构改革中获得现有国家、国际机构的力量。他们赞同现代化，相信进步的必然性，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不反对运用西方国家的知识和成果造福于他们自己所在的已成为国际化的社会。
另一方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多数伊斯兰改革派看来，在促进对伊斯兰的信仰和规范、价值观、惯例加深理解，以及为了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榨取关系）而需要建造一座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坚固桥梁方面，美国及其盟国的表态是消极的。他们对此持批判态度，指责对方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和痛苦，选择在有意污蔑穆斯林的形象时，把伊斯兰激进分子作为特写镜头大肆加以渲染，把最强烈的谴责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他们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改革派一方面对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教育、科技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益处非常感兴趣，设法确保一条作为移民或访问者的门路。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社会采取的政策、态度以及仗其优越性而表露出的傲慢，他们又深表担忧。伊斯兰国家把这种稳健改革派称为伊智提哈德。
第二个范畴，让我们称之为激进派穆斯林，他们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实践活动。在有些特征上，尤其是关于信奉伊斯兰原则这一点，他们与稳健派是一致的。但是，与稳健派不同的是，他们带有清教徒的倾向，而且重视亲自参与传统的政治社会的运作。甚至，在希望制定夏里尔法典并以此作为建国支柱这一点也与稳健派不同。只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关于国家的概念以及实践活动是符合当代意识的。他们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出于政治和社会需要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是正当的。所谓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比如，涉及到对宗教的解释和主张，坚守宗教文化本质的时候，或在创造伊斯兰的政治形态的时候。虽说他们并非完全反对现代文明，但是，他们希望得到一种佐证，那就是现代文明及其征兆与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式价值观、惯例是不矛盾的。
为了纠正由穆斯林外部造成的历史问题和当今仍未得到解决的弊害，他们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但是，他们关于穆斯林对穆斯林，或穆斯林对非穆斯林所犯下的错误却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敌视的对象是非穆斯林或者被他们视为假穆斯林的外部势力，否认其合法性。而且，他们对受这些势力统治、影响或者对伊斯兰社会面临的内外问题处理不力的政府，同样采取弹劾措施。他们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视为造成伊斯兰社会政治性、社会性上经济贫困和文化衰退的罪魁祸首。甚至，他们认为自己是曾经企图把伊斯兰国家变为殖民地的西欧各国以及1945年以后的美国强权主义的受害者。同时，造成伊斯兰服从于西方国家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穆斯林脱离了伊斯兰教的道义和法规。因此，他们屡屡主张，要想让伊斯兰得到真正的复兴，就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的全球范围霸权。他们往往使用反对势力作为战胜对手的更加有力的抵抗方式。这比国家的独裁政权发挥的作用更大。
穆斯林社会的很多组织都有这种特征。这一特征广泛涉及到，追随1978至79年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保守党（他们获得了超过拥护者带来的强权）、埃及的穆斯林友爱团体以至色丹国家伊斯兰前线。尽管是暗示性的极端行为，包括凯达基地组织的许多将领和战士，甚至连偏向稳健派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武装组织（这两个都是以色列被占领后的直接后果）都有可能属于这个圈子的成员。因为这些组织的多数成员认为穆斯林对美国及其同盟国家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对美国的正当反击。他们把美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那是因为美国不仅对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包括最为重要的东以色列）的以色列提供无偿援助，并且在穆斯林世界建立多个邪恶的独裁政权。他们主张这正是妨碍穆斯林世界发展的原因，是美国企图霸权于世界政治舞台的战略性诡计。
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9.11以后出现的国际危机，尤其是伊斯兰社会发生的混乱局面是由冷战时期的顽固现实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出于战略目的蓄意制造的。他们还认为，在老布什掌权时产生的这些组织总喜欢把伊斯兰视为敌人以取代以前的苏联。与受庇于小布什政权的新保守主义结成同盟关系的犹太人一样，以色列文化复兴运动者也遭到伊斯兰激进派的憎恨被列入黑名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及其文明带来了对伊斯兰教徒和伊斯兰生活习惯的屈辱，因而对其感到厌恶。按照伊斯兰的解释，他们进行的社会改造，以及采取的外交政策途径比伊斯兰改革派显得更加好战。
第三个范畴是由特定的伊斯兰学者组成的，我们就称之为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Neoliberalism）吧。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完全按文字原意解释伊斯兰。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本来的含义，而不是通过上下文的关系附加的解释，他们不承认多样化、多重性的解释。从所有的方面看，他们比伊斯兰极端派更加带有以下色彩。那就是，更为严谨、宗教色彩更浓烈，更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狭隘强横和歧视排外。他们推崇的政治体系是由单一的领袖或集团掌握绝对权力，保持完全的独立封闭状况，排斥来自国内外的刺激，拒绝任何多元化的共存。他们不仅要进行改革，而且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实行暴力。仅就这一层面而言，有说法认为他们与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相似。他们所理解的宗教虽然单纯，但是在特定的宗教环境下，即使没受过理论教育也具备社会传播性。人们往往把他们解释为极端派或超正统派传统主义者，就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古典伊斯兰思想相去甚远这一点加以思考的话，他们更加容易造成误解。
塔利班的民兵、巴基斯坦基地穆斯林友爱会、伊斯兰复兴运动会等都可以说是这个范畴里的著名组织。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Neoliberalism）与伊斯兰极端派因为在思想性上有着相同之处，因而双方之间时常保持着有机性、组织性的连带关系，后者对前者能在以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它们包括执行恐怖活动的人才来源、保护的动机、济贫等，这正是凯达基地和塔利班的关系。凯达基地提供资金和阿拉伯士兵，作为回报，塔利班则将之作为多国联军加以庇护，并暗中提供支助。这成为一种阿拉伯主导与非阿拉伯主导两组织之间非常少见的有机配合，其原因就是他们拥有的相同部分让他们团结起来，可以为了达到目的相互支援，共同强大。
第四个范畴是由只具备一般初步的伊斯兰知识之村落或学校的基层群众网络形成的。从原则上来讲，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但是否带有政治色彩，就要看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受到敌意的威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士兵――潜在的伊斯兰士兵，他们的弱点是容易受到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Neoliberalism）与伊斯兰极端派的剥削。造成这种脆弱性的原因是，这些村落缺乏对新闻时事的了解与详细分析的能力，因而无法获得外界的信息。正因如此，关于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政治问题或事件，他们无法形成独立准确的见解。虽然他们自己拥有颇多的信息，但却往往不懂得如何利用，他们更多依赖带有政治偏见的穆斯林的信息。
这个范畴的团体多半是普通的穆斯林。尤其在贫困的国家，只要不去影响他们，他们只会忙于自己的生计而无暇顾及其他。但是，不管他们是住在埃及或巴基斯坦的城市还是农村，都容易受到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Neoliberalism）与伊斯兰极端派的煽动和操纵。比如，由于军事介入、政治干涉、制裁的影响或者文化经济的发展，还比如遭到西方（或非西方）势力在政策性上的直接或间接干扰，在这些情况下就容易发生上述事情。因受到“外国人”的操纵，为了摆脱困境的穆斯林，本来属于非政治团体的却采取了政治性行动，至今为止，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塔利班的士兵大多数是从这些人中招募而来的，他们当中多数人是苏联侵犯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体验过被强制遣送、被战争夺取父母或财富，经受了战争结束后的贫困生活。他们对9.11以及此后的趋势发展所持的见解，完全是根据当地的煽动者或激进派，或者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灌输的思想而形成的，后者更有资金和动机对他们进行教育。然而，这种思想涵盖范围很广，既有憎恨美国的，也有对美国毫无兴趣的。
西方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穆斯林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抱有的种种不一致的态度，是造成双方混乱和误解的原因。虽说9.11悲剧发生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但是这种态度的源头，还根植于历史和当代社会中。这些问题，既包括西欧国家对穆斯林执行殖民地统治时期的遗留问题，也包括社会性的限制、束缚以及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干涉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解认识，就容易疏忽20世纪70年代后穆斯林激进派是如何得以壮大的这一论题。不解开这个谜团，就难以做到客观看待西方和穆斯林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有建设性的改善方案，使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由美国总统布什发起的，又被奥巴马总统否认的“反恐之战”对改善这种局面毫无作用。相反地，它扩大了在世界上本来只占极少数的、带有暴力性质的伊斯兰激进派和伊斯兰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也同时抹消了稳健派的呼声。现在，用西方以及其他大国少数派的行为来判断多数派穆斯林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应该予以摒弃。并且，应该采取政策和行动，着手扩大几乎代表所有穆斯林立场的稳健派势力，让稳健派在进行社会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此促进与西方关系的改善。这种做法会使穆斯林稳健派通过对话加深理解，并将敢于同圣战信徒抗争到底的信念当做自己的义务来执行。这也是作为逊尼派的印尼已故总统瓦希德和伊朗前总统、作为什叶派的穆罕默德・哈塔米一直呼吁的做法。这两位既是学者又是政治领袖的人物，都主张除了死刑之外，伊斯兰与民主主义及国际人权宣言是可以相容并存的。

提交论文：
宗教与暴力

格拉马利·库苏罗博士
伊朗驻国联大使、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助理

2014年3月 
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蔓延全球，只有通过互助合作才能得以生存的时代，安全保障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任何大国或任何一片大陆都无法逃脱来自暴力和恐怖分子对安保的挑衅。军备扩张、政治联盟、增加军费开支，这些都没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事实上，由于用于安保方面的巨大支出，反而使世界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紧张局面。因为人类在历史上目睹过多次战争，其原因不过就是为了战胜恐怖和危险而爆发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眼光看待问题。联合国宪章提出，既然战争缘于内心所惧，捍卫和平的长城亦可建在心里。另外，仅仅依靠政府的政治、经济手段是无法得到持久和平的，人类用智慧和道德打造出的纽带才是坚实可靠的和平基础。
全球化发展，既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知识科学，联通信息科技，参与世界事务，促进经济发展的平台，同时又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人文个性，忽视了可持续发展，扩大了贫富悬殊和暴力行为的范围，甚至还加速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出现了恐怖活动网络及他们有组织的监控和黑色恐吓。世界还没有成立一个机构可以来对付这些极端分子、暴力、军备扩张以及霸权单独行动主义者的挑衅。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下，暴力以多种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带有不同的含义和方式。下面讲述的是现代的暴力具有哪些相关的内容以及其方式。


A· 肉体暴力，即伤害对方，虐待其肉体的武力行为。不分公私内外均对其进行压迫和伤害。不论从国家规模还是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暴力已经开始威胁安保，造成政治社会纷争。

B· 结构暴力，这种暴力来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它是可以加以预防的，是一种可以阻止的，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产物。这种暴力中包含穷困的因素，是国内外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和社会制度无力带来的恶果。

Ｃ·反自由暴力，它反对个人竞争，阻止新团体的形成。对于汗纳·阿勒特来说，暴政就是最最脆弱，而又最具有暴力性的政府，它剥夺了个人的发展机会。

针对上述的各种暴力，我们应该摸索出来一个可供选择的和平方式和解决方案。我认为可供选择的方式就是进行对话、主持正义和追求自由。通过这些手段让世界从暴力中解脱。

1. 对话

不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就无法实现安全保障与和平。并且，对话必须基于双方拥有强有力的道德和精神约束和共识，还要有敢于牺牲自己短期利益的胸襟，否则难以成功。今天，观察中东和世界政治、文化倾向以及变化过程，都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事实。那就是，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已经把道德模范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建议的程度。
“对话”是通过语言、理论、共识来实现的，它需要我们发挥运用对现实的观察、智慧和洞察力。在对话中，关注共同的基础、相同的出发点以及现实中的差异性是不可或缺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对多样化人文标志的接受就是对不同文化的认可，对文化、宗教的归宿感刺激了我们的自我认知。它要求我们要想丰富自己的生活，就要打开自己的世界。人的生活具有多样性，要想健康地生活，获得人生的成功，谁也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实现。实际上，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是紧密相连的。

2. 正义

正义是世界的共同祈求和普遍愿望，追求正义是我们群体全方位的意识核心。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包括对西方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缺陷的不满已经蔓延全球，我们对这种世界性的不满急需采取共同的对策。这种方法需要群体的智慧，因此要求多种传统、文化、政治体制从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各种条件尽量不加约束，宽容地对待发挥当地特色的议案，而不是独裁，以此来满足正义的一般定义标准，但这并不是对任何人都能见效的灵丹妙药。 

3. 宗教和民主主义

在全球化时代里，宗教上的纽带感填补了原来由传统关系孕育的社会归属感和由社会组织的衰退而产生的空隙。宗教在体现其意义和促使社区形成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实际作用。宗教有信奉和归属两个方面，相信大慈大悲的真主安拉，会让人们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几十年以来，极有政治影响的伊斯兰信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社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全球化趋势中，这种广泛的基层社会运动与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敏感。为了实现伊斯兰社会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效对话，我不认为世俗的穆斯林是良好的合作伙伴。如果让这些人参与的话，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拉大彼此距离，加深彼此的不信任。同伊斯兰社会打交道就要采取更为有效确凿的方法，遵守相互尊重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尊重和强化伊斯兰社会里的稳健趋势。另一方面，伊斯兰社会中的狂妄信徒团体和极端分子仍在晦涩肤浅地诠释圣典，主张通向真理的路只有一条。无论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他们都极不信任，嘴上对人们承诺要建立天堂，实际却把人间变成了地狱。不仅和异教徒之间发生冲突和纷争，在同一宗教之内也因派系之争而大开杀戒，这些都是由于他们的特性造成的恶果。
按照伊玛目阿里（什叶派最初的宗教领袖）的教导，所有的人被分成两类。一种是在宗教层面上的兄弟，另一种是造物主创造的同胞，世上只有这两种。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慈爱和慈悲，可作为启蒙读物。神圣的预言家和伟大的哲学家、道德思想家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为了消灭利己主义、攻击性和暴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如此，在权力和眼前利益面前，人的欲望一直都是人类史上导致破坏和战争的原因。
应该超越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相互对立的二分法，促进伊斯兰社会的宗教民主主义。使用极端分子为了封锁伊斯兰复兴运动制定的政策，以及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只会起到挑唆作用，会加剧暴力，助长极端行为。这种倾向威胁到安全保障的局势稳定，导致社会道德的基础越发薄弱。

４．面对暴力和极端主义世界所作的反应

注意到这种紧张局势，联合国总会采纳了伊朗偌哈尼（Rouḥānī）总统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中不仅对暴君文化、独裁主义和极端主义（包括领土、国家的政治性的独立）的所有方法进行了驳斥，同时，谴责了因出于民族、人种和宗教的敌视而进行的煽动行为。
总而言之，通往摆脱暴力的和平世界之道路，必须经过对话、伦理规范的共识，追求正义和自由而积极开拓。对所有民族或国家来说，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应该机会均等。为了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上的自主权以及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决定权。事实上，任何形态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都不能促进和平与安保，它只会造成人性丧失，加剧纷争，致使脱轨行为进一步恶化。
由此可见，排除相互怀疑，增强信任，促进以互相尊重平等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是确立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那么，在精神意识方面，那些思想家、宗教领袖们肩负着神圣的义务就是引导人类建立对话、友谊、和平、正义、自由和互相援助的新关系。

讨论

哈巴什博士:我想对穆克蒂博士关于“古兰经里提到的圣战”所做的发表做一点补充，那就是划分其他宗教信徒的阶段有17个。不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圣经甚至其他经典里都有一段英明的见解。在古兰经里是这样写的:“要原谅那些不信教的人，爱他们”。这与耶稣在新约圣经里所说的“要爱敌人”是一样的。第二个高度是“原谅不信教的人，善待他们，不要攻击他们。你有你的宗教，我有我的宗教。”其次是“如果有人攻击，你可以反击。”然后是“允许对敌人采取自卫”。接着是“如果遭到不信教之人的攻击必须加以反击。”最后阶段才是要和不信教的人斗争到底。从开头到结束划分成17个阶段，它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圣典中找到反击侵略者，积极抗战的韵文。在旧约圣经里这种描述很多。比如，神主请摩西袭击某个地方的某个城镇。新约圣经里甚至写道：“我不是为给予你和平而来的，是为了授剑而来的。”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些韵文中所指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韵文可以有两个解释。把整个伊斯兰社会定为攻击对象的十字军的解释就是圣战思想，不过也有其他的解释。但是我要直接说一句，所有的伊斯兰领袖们都相信，提及圣战的韵文只限于应对战争时为了摆脱自身危险才能使用的，在寡不敌众或为了逃生的情况下才允许我们拥有自卫权。

范·阿赫特主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处世态度，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是截然不同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在战争时期，被称为“红十字协定”的一系列条约几乎全是有关人道主义的法律。对于如何展开战斗、战争时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占领敌国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都有规定。战争时期即使敌人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也不允许无法无天。
哈巴什博士:我反对一切战争，甚至包括被合法化的战争。因为任何战争都带有非正义的因素。伊斯兰的战争方法及作战方式与国际法中的方法是一样的。砍头、割喉、烧毁村落，这些做法在任何宗教里都没有。按照伊斯兰的法律这些都是违法的。穆罕默德在将士兵送往圣地梅迪纳（al-Medina）时叮嘱道：“不许杀妇女，不许杀儿童，不许杀僧侣，在遭到士兵袭击时你才有反击的权利”。

阿尔·萨雷姆博士：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涉及到圣战，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上，基督教徒远比穆斯林残忍。但是，自从政教分离以后，他们发生了变化，不再把宗教当作战争的手段，不再以基督的名义进行战争。我们穆斯林明确受命于古兰经，要对所有的非穆斯林进行战斗。但这是古兰经里被规定为第17阶段的，即最高阶段的行动。伊斯兰教中分3个阶段，是这样命令的，不在圣地梅迪纳（al-Medina）开战，在圣地麦加只开展自我防卫战，最后与所有的非教徒战斗。因此，任何一个穆斯林都能由此看出，最后一条把前面的内容全部抵消了。为了解决问题就必须说实话，大家都认识到的问题就应该摆到桌面上来，无需遮掩。

赛卡尔教授：我完全不能赞成阿尔·萨雷姆博士的意见。与其他神学一样，伊斯兰教的教义解释也是广泛开阔的。如何解释完全来自受教的方式。我们不能忘记古兰经是针对七世纪的人们想法的经典，情况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经典的原文很重要，但是，必须与时代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至今为止，伊斯兰教是一种处于变化状况中的宗教，你这种对伊斯兰教采取狭隘解释的方法不光会制造穆斯林社会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和纷争，而且还会成为导致穆斯林内战的导火线，我们必须真正脱离它才行。

奥巴桑乔（尼日利亚前总统）主席：在座的我们这几个人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已不仅仅是旁观者了。我来自于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伊斯兰教徒的国家。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国家，有众多的基督教徒生活在穆斯林世界里，同时，又有很多穆斯林生活在基督教徒的圈子里，因此很多人蒙受其害。引导双方进行对话是绝对有必要的。既然古兰经命令：“必须同不信教的人作斗争”，那么，像我这样的基督徒对于穆斯林来说自然就是斗争的对象了。昨天我曾提到过，比如，血缘上是兄弟，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是穆斯林。按照我对穆斯林式的理解来说，在穆斯林看来这两个不算兄弟，因为兄弟不是由血缘关系、而是由宗教关系来决定的。因此，站在穆斯林立场那边的一个人可以向基督教徒的另一个人发起圣战。这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必须得加以解决才行。 

梅塔南特博士：关于少数派与多数派的问题，我想向穆克蒂博士和赛卡尔教授请教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些地方，少数派宗教教徒为对抗占多数派的政府，不惜采取伤害自己的自焚方式；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占多数派的佛教徒却给人以好战的印象，以至于对穆斯林造成伤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造成的吗？

库苏罗博士：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为了加深社会间的联系而出现了宗教回归社会的现象。而且，宗教对社会起到有益的作用表现在两点上，即自信和归属意识。问题出在西方国家与伊斯兰的关系上，至今没有伊斯兰与西方国家采取对彼此有建设性的行为，却指责穆斯林社会的世俗性，这只能起到反作用。
至于对圣战的解释，我们对暴徒们把其他宗教的信徒视为不信教者加以排斥的做法深表失望。他们所做的是，将改革派拒之门外，无视潮流现实，对经典加以狭隘肤浅的解释，是一种很可怕的行为。这还不仅仅限于对经典的解释上，他们将与自己不同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视为不信教者，他们嘴上承诺的是天堂，然而实际上把人们的生活变成地狱，导致宗教之间的暴力和屠杀就是这种思想造成的恶果。而且，这种思想在向我们的社会蔓延。很多人或为了宗教或出于宗教原因在自相残杀，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怎么解读经典呢?我认为应该抱有接受启蒙的态度来感受神灵的慈悲。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宗教用于政治目的上，那是一种误用。只是，在为了建立宗教或宗派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时候，宗教可以起到建设性作用。促进友谊和相互尊重的对话本来是我们宗教的共同点，摆脱暴力和激进分子并非是要拒绝宗教本身，而是公开向人们表示我们迈向民主主义的承诺和决心。

罗森博士：展开关于圣战及其整体概念的讨论，我听后受益匪浅。作为到会者中唯一的犹太人，在人数上绝对处于劣势的我，通过这个讨论给我的感觉是，必须站在自我分析的原则上，实事求是地认识自我，并且努力追求真理。所有的宗教都有各自的方式和途径。比如，基督教里就有传道的概念，所谓传道，就是必须把自己的口信（想法）传达给别人或异教信徒。但是，证言是保持这一概念均衡感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誓言，体现为“理解对方，人道的，像神主一样对待别人”是一条以身示教来影响别人的传教之道。这是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如有神秘的途径和合理的途径一样，这种不同的模式以前就常有。而且，当然也有发挥政治作用的政治性途径。通过听取不同的见解让我感到的是，来用圣战追求真正的自我，其唯一方法就是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事实上，昨天，尼芬大主教就指出道：“在这所有一切之中，哪里能够感受到爱的概念呢？”圣经中有“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的概念。新约圣经将之作了补充：“要爱你的敌人。”爱是无法命令的，同样去爱谁也是无法命令的。但是爱心是可以鼓励的。并且，我期望大家都有爱心。其实，希伯来语的原文中没有“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这个说法，而是说：“要爱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或她就是你自己”。我们本是同根生，通过这个讨论，让我们了解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缺乏真正的自我审视，从而无法理解对方。
比如，我在这儿提出一个也许会引起争论的意见。我个人饱受中东战乱、巴以战争之苦。尽管备受创伤但是我仍站在左派的立场上，期望双方都做出让步走向和平。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非白即黑那么单纯。中东问题不单是纳粹大屠杀的产物，也是“穆斯林以前谁在那儿？那儿本来是什么颜色？”这个问题的产物。因此，能单纯地说：“我是出于保护自己才与侵略者作斗争的”这种话吗？也许那个侵略者并不是最初的侵略者。我们似乎背负着相互残杀的命运。但是，必须与非白即黑地单纯看待这个问题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还要显示出我们的爱心和理解。实话说，与会的各位，和我谈过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可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与妥善的解决方法，他们也在作相当大的努力。如果想要成功就要按尼芬大主教指出的那样，向对方表示我们的爱心。在付出这种努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各种其他的情形有所认识。而且，尽最大可能找出一个彼此靠拢的方法。

克雷蒂安首相: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一边听讨论一边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政教分离这个主张？一百年以前，我的国家就曾经是由宗教控制政治的，但是，今天在我国，宗教与国家是绝对分离的。听了你们的发言和讨论让我感觉有一个印象，似乎宗教与社会是一回事，宗教对政治的运作过程起决定性影响。以我之见，那是一种滥用。因为个人的灵感是带有强烈私人情感的东西，那是一种发自个人对造物主的信仰。虽然那很重要，但是一旦把信仰和政治掺和在一起就会产生许多矛盾。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有谁说政教分离这句话。不管在哪儿，尤其是处于严重封闭状态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不就是尼尔利亚总统的问题吗？为什么宗教团体不理解国家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信仰是两码事这个道理呢？

张信钢教授：让世界伦理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独立是我们该做的基本努力。但是，今天早上的讨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看到了今日世界的快照图片却配搭着一个不般配的解说词。我认为，为了理解当今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这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圣战及其相关问题的。
现在，我们在维也纳，所以我想以1530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撤退维也纳的历史作为话题。当时，奥斯曼的苏丹们不用圣战这个词，而是用加迪斯这个字眼。加迪斯是指战斗在扩大伊斯兰前线的战士们。按照你们的定义，扩大前线也许并不是目的，但是，加迪斯是苏丹们方便的工具。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有关新疆的新闻报道，在十一世纪由于圣战，新疆被伊斯兰化了。今天的乌兹别克、土耳其斯坦袭击了东方。同一种族里面既有佛教徒，也有土著信仰者，还有基督教徒等。但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展开的圣战，把新疆的大多数人变成了穆斯林。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和宗教信仰一样，历史原因起到的作用相当大。

奥巴桑乔（尼日利亚前总统）主席：所谓宗教，不论它出于哪种政治见解，也不论它属于哪个宗派、社会，它不仅向人们指明一条人生的道路，而且，把遵守教义作为承认对方是信徒的条件。不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犹太教，都有人死后生命犹存的思想，活在世上的所作所为决定死后的待遇。像印度教或佛教等其他的一些宗教，不也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来生转世的说法吗？这也是对信神守教的一种认可，否则将受到惩罚。我是接受这种思想的，并相信在座的各位抱有同感的也是绝大多数吧。
但是，从其他宗教信徒的眼中看来，我被视为无信仰之辈，他们会按照应该与无信仰之辈战斗到底的最高指示来对待我。但是，这种主张在我的出身地点、国家以及我的出身地区被视为重大问题。实际上，使我忧心忡忡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扩大至全世界。自由地解释也好，合为一体也好，预言家穆罕默德所说的与现在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毫无冒犯各位的意思，如果穆罕默德能够看到今天的世界，我确信他一定会另有一番教诲。
我曾对基督教徒的兄弟姊妹们说，如果耶稣能够活到今天，他去耶路撒冷就一定不会是骑着驴，而是乘坐直升飞机了。环境发生了巨变，对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加以重视。我担心的是，如果按照古兰经所教导的要与无信仰之辈决战到死的话，那么，非洲尤其是在西非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都无法活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和平绝对只是痴人说梦。引导双方进行有诚意的对话也不会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做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在骗人。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阿尔·萨雷姆博士：首先，从古兰经以及逊奈伊斯兰教稳健的理解可以看到，实际上，宗教领袖们的思想已经从中世纪跨入到现代了，他们们对古兰经以及逊奈伊斯兰教抱有现代式的理解。如果有新的理解，为何还需要宗教领袖呢？那是因为，在新生活、全新的世界中，经济学家、科学家们的理解力要高出宗教家。

这是一个需要正确理解的问题。我们无法找到一所教堂或一个僧侣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信徒。伊斯兰中谁都可以成为宗教领袖，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1400年的历史，而且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可以按照经典的文脉加以理解，那么我们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思路来创造出一个宗教。各路军队也可以按照各自对经典的理解大动干戈。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毫无规则、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说，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原文中来，不得恣意附加任何解释。

赛卡尔教授：您的意思是谁都应该按照七世纪的状况来恪守七世纪写下的经典，对吗？我却认为，应该注意到经典里教导伊斯兰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和形势，也就是说要有应变的思维。预言家们所说的并不是僵化生硬、千古不变的，而是允许信徒根据时代和环境随机应变的。

 
5、第五分科会
伦理的再发现及其在决策方面的作用
主席：塞浦路斯前总统乔治・瓦西利乌

引言
世界上的主流宗教都有相通的全球化伦理标准，这一概念是由世界行动理事会在1987年开始推广，是一个激进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被当今社会所接受。问题是这个想法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很难被活用。
第一位发言人，柯克·O·汉森教授概述了公共伦理标准在是否能左右政治和经济决策这个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商业世界里，利益和道德的斗争一直存在。公司在尝试应用伦理标准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劣势、金融市场的压力以及缺乏法律权威来保证社会福利等等。对于政府，人道主义、国家利益、领导者自身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汉森教授表示，如何将全球化伦理标准运用到政治和经济中去这一问题从来没有人做出过确切的答案，这一点是很令人担忧。
马诺・梅塔南多博士在对小乘佛教所运行的Marigalasutta （祥瑞格言）也就是吉利这一古代概念进行说明时，介绍了道德联邦这一概念。泰国人，通过道德联邦这一概念的引导，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创造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意识形态。马诺博士向泰国政府提出将这一概念引入公民身份证的建议，即对青少年的道德志愿者活动，通过电子记分，向分数高的人优先提供高等教育升学以及职业培训的机会。
谢赫・阿尔・克莱希阐述了他对金融道德的看法。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于整个金融行业道德行为的崩溃和对于终端客户缺乏责任造成的。欲望诱导我们成为的不是被人们所尊敬的人，而是不断地榨取他人的人。主流宗教是能够帮助金融部门的，伦理标准必不可缺，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应该由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完成。法规和规章无法取代个人的高洁品德。他强调，支持伦理价值观的教育，是改善正在快速转向文化日益颓废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的唯一途径。
哈姆扎・阿鲁萨莱姆博士提出了将伊斯兰教伦理标准的解放引入伊斯兰政府领导者的政策决策过程的建议。他指出，伊斯兰教的伦理标准是在特定的制约和限制下的，是舍弃了暴力和流血的道德规范，与一般的伦理标准无法调和。法律学者们呕心沥血几个世纪，通过删除其中包含的宗教内容，才使得伊斯兰教的道德从法规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这也是去除了做为极端分子的动机的宗教结构。他主张，瓦哈比教派（严守柯朗教义）的呼吁，是最有利于纠正当今穆斯林世界所存在的缺陷的。
他指出，在一般辩论中，许多参与者希望成为有道德的人之愿望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政治领袖们声称，因为人非圣贤，只要是生而为人，总会受到各种诱惑，仅仅靠伦理标准是不够的，法律法规的制约是必要的，政客们总是承受着压力。对于贿赂行为，行贿方是不是应该受到处罚的讨论占用了很多时间。对于政府而言，他们永远不会同意金融业的监管，这是因为会损害该国的主要产业。对于是否施加压力让领导们按照伦理标准去行动也在讨论中。为了养成社会需要的诚信精神，造就取得成功的模范者，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对于媒体、国会，包括科学在内所有方面的伦理标准都是必不可缺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政治家都应该接受广大市民的监督。他还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
在总体悲观的看法中，也有阐述乐观的态度。也就是说，过去的一些主要的改进，都是由其中一个人或一个小型机关着手去做的，他们首先会对社会表示承诺，然后一步一步地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就是有意识的建构。因此本会也指出，我们这些人围绕伦理这一主题，应该继续提高发送出去的声音。

提交论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大学马克库拉伦理学中心常任理事
全球公共伦理于政府以及商务伦理政策的影响

第一发言人  柯克·O·汉森教授

引言
本文旨在介绍以伦理决策为中心的会议，由商业组织道德学教授兼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我，从经验出发进行总结。以下概述了即使是通常被人们所接受的全球公共伦理，在将其导入到政治和经济的决策中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一事实。
在推广全球公共伦理的过程中，世界行动理事会的领导极具影响力。在会议的讨论中，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讨论中，我们关注到所有宗教参与共议，事实上的人类公共伦理议程，了解到没有比同意这个伦理议程更重要的协议事项。公共伦理议程的概念，在1987年由世界行动理事会开始推广，当时也许是激进的。然而，这个概念被广泛地接受，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我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容易的。各宗教、各民族的文化中，对于伦理标准的制定有他们的传统。而且，包括我所在的罗马天主教在内的某些宗教，曾有过这样不幸的时期，对于不同阶级的各类人——奴隶也好异教徒也罢——的权利和价值进行区别对待。幸运的是，整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在20世纪针对所有人实行的普世伦理和道德戒律，保证了宗教的自由，我们看到了这一显著的转变。
今天，为了理解其他宗教神学和伦理信念的不同，已开展了让许多宗教学家进行互动对话的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行动理事会的顾问汉斯·昆博士起草的“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做为实现人性善良的象征，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邀请各宗教领导人参加的本次会议，已经证明了这个愿景的力量。

从伦理标准到伦理决策的普遍问题

从全球公共伦理标准的建立，转移到关于这个伦理如何引导政治、经济决策的共有理解是非常复杂的。面对政治经济形势的伦理选择时，起影响作用的是资金的有无、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成熟度等因素。在进行政治、经济的行动和决策时，实现简单的伦理标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最具挑战性的是这种情况。伦理选择取决于在某些特定复杂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善”。例如，针对某些国家侵犯本国国民人权的行为，是否能改善这种情况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伦理的干预手段也可能是国家联盟的军事干预、制裁的执行，或者是只停留在单纯的抵制和抗议。同样，对于应对低迷经济状况的商业手段，有用解雇，也有用保留员工，或者休假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低迷是短期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行业和公司而言，不再雇用新员工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第二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当事者的能力和经济实力问题。在世界的黑暗面，或在一些世界上同时发生的各种争端中，全部进行军事干涉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继续聘请员工再培训他们，这对于一些公司而言经济实力也是不够的。
第三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发展阶段本身的问题。一个能够提供给劳动者财政支持和再培训的富足社会，比起落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要更有伦理责任感，有的实业家主张同样的原则在企业也适用。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稳定和成熟的时期才有义务去考虑道德伦理的决定与利害关系的权衡。无论是在任何发展阶段，政府和企业都有必要接受这一挑战，去建立约束他们的伦理标准和规范。然而，其他的几个标准，可以说是只有处于发展阶段较为成熟的时期才会产生约束力。

罗马天主教会对伦理决策的尝试

在罗马天主教，教皇和各国的主教及教会的领导者们，通过一系列教皇的社会通谕（Papal Social Encyclicals）和全国宗教声明，试图说明在政策、政治、经济中道德传统的确切应用。1891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全球通谕(Encyclical Rerum Nova rum)，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通谕时代的开始。2009年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的通谕是最新的版本。2013年11月24日，罗马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就政治、政策、经济问题宣布罗马教皇劝告（Evangelic Gaudium ）。
在罗马教会的道德传统，劝告没有通谕具有权威性。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全国主教会议已发出两封与我们这次会议议题相关的著名宗教书信。其中一封是核武器扩散与和平问题，另外一封就与经济的公正相关。但在梵蒂冈，就天主教教会集权与分权问题展开争论，这样的争论中断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全国主教会议发表声明的行动。
一系列的教皇社会通谕已经确立了一些重要的课题。其中包括人类的生命与尊严、家庭的重要性、社区建设和全民参与、人权与责任、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特别义务、工作的尊严和劳动者的权利、与世界上所有人的团结、保护和尊重环境等等。这些文件的根本原则被称为“分权（subsidiarity）”，也就是主张这些问题的决定和实施都应因地制宜，用当地最为妥当的形式进行。
在最近的社会通谕中，教皇本笃十六世亲自写到，哪怕在众多其他课题中，市场也不应“为其本身”而存在，必须服务于全人类。本笃教皇表达了对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特别关注，劝告实业界的指导者们应作出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决定，他采取了“经济结构是为服务全人类而存在”的这一原则。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在2013年的劝告中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将对贫困阶层的关心反映到政策决定中去，对“排除经济和金钱偶像崇拜”表示叹息。

将伦理标准应用到经济决策中的几点问题

作为商业伦理学家，在我的生涯中一直在研究如何将伦理标准纳入商业决策中去。许多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理论与利益的最大化，就其中与道德价值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论述。这种紧张关系是一个现实，尽管也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双方为了和解所做的尝试，然而直到今天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在调和伦理标准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上，最应受到关注的尝试是，对于具体的商业态度，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通过了无数的“全球规范”。包括员工和环境对应的供应链基准，水的使用和污水处理的全球环境基准，“冲突矿产”的交易，与污染的斗争等等。这些全球性规则和其他类似的规则，为解决全球商业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带来了希望。
第一个是竞争力的问题。对于初期符合伦理标准的业务发展，在这个标准具有合作性，并被广泛适用，而且专注于伦理标准也不会影响竞争力的情况下，公司方面才能放心。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自发的”全球规范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赚钱，有很多公司忽略了这些规范和标准，始终存在一些国家，为了使本国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运营而订立了较低的法律基准。
第二个问题是，为了每个季度都能不断产生利益，金融市场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给公司带来了强大压力。通常情况下，相信道德伦理决策可以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发展的很多实业家，很多时候也会受到制约，回避为人类做贡献，选择做出“对于商务更有利”的维持短期高水准业绩的决定。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对无视利益的股东，还是对经济本身都是不利的。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缺乏一些法律权威，来使专业的经营者们作出优先考虑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成立的章程规定，以服务于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股东利益为准则。但是，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商务决策和伦理决策的宽松度，虽然伦理决策与股东们的长期的利润明显相关，然而却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许多公司提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世界伦理标准，或者说在世界伦理标准上根本无法达成一致。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对伦理的期望也是互相冲突的。有一些商人，在这一点上放弃了所有责任，他们说只要满足业务管辖范围的法律标准就够了。事实上，这样的“应允式哲学”，即使不能代表所有的公司企业，也已经成为许多全球性公司的主要营业方式了。

满足全球伦理标准的政治决策之进展

我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注意到有关商业活动的数十或数百个自发性规则。这些规则旨在建立人人平等的竞争环境，遵守这些规则可以增加和保护股东的长远利益，而且可以赋予经营合法性。
既没有政治上的权势，也没有经济上的实力去促成全球伦理标准转变为全球伦理标准的政策决定。然而，这些自发性的规则和其他具体进展为今后的过度做出了贡献。
在人权、环境污染、腐败、消费者权益等特定领域，全球性法律规则标准化运动正在展开，联合国、经合组织、区域经济组织都鼓励这些运动。这些为了建立自发性规则而努力的运动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全球协议。虽然这个协议自通过起只有十年时间，然而该协议中关于制定企业态度的10项原则，已经被数千家参与的企业采用。这一建立自发性规则的运动，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例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反腐败的法律法规。然而，像大家一直担心的那样，从法律建立到法律产生效力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一点上缺乏一贯性。
企业遵守现有的法律法规，培养出精益求精的态度，这一做法维护了人类的福祉。这种“企业合规”运动，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都在展开。（这一运动曾经被称为“企业伦理运动”，这种叫法容易产生误导。）企业的合规性——与活动有关的企业规则、教育、科研和纪律的手续——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已在大多数的大型企业中被广泛地讨论与实施。然而，尽管各国正在努力推广这样的合规运动，仍有人指出近年来，企业的“不法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了限制董事和管理团队董事会的能力，创立了一种替代管理法，它激发了一场新的运动。那就是为了保障社会利益而被组织与批准的“B企业”的运动。美国50个州中将近一半的州，都在执行“B企业”法，然而在这样的法律下所组建的企业数量和规模都很小。
最后，宗教团体正日益加紧努力，以应对现实世界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在我的天主教会，我们必须有应对现实的决策，并且一直在加强这种认识。我们必须动员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的世俗民众共同承担这样的工作。有过政治和经济决策经验的教会领导者很少，教会没有专业知识来保证对于这类问题的权威性解答。梵蒂冈和天主教会先后发表了多项对由教皇本笃的经济决策的评论。教皇为了实现所谓的“负责任的商业活动”，曾多次邀请商业活动的实践者参与商讨。其成果之一便是教皇厅所出版发行的倡导正义与和平的教材《商务领导者的使命》。本文的写作旨在推进如何从全球伦理标准转变为道德经济决策这一重要对话的讨论。
本文所概述的任务有两个，其中之一是，我们必须将全球伦理标准的共通认识运用到复杂的政治经济世界中去，并且真正做到在经济与政治中以这一共通的伦理标准做出决定。另外一个任务是，我们在面对巨大的官僚机构，有时甚至是抵抗我们的组织时，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保证使其作出伦理抉择。这两个任务都是艰巨的而没有终点。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一直变化莫测，如何将全球伦理标准与时俱进地运用起来，大家的洞察力和相关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在不同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背景的变容之中，将如何适用于明天、今后和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我们组织的性质永远是处于变化中的，为推动伦理选择的一致性，如何巧用组织内部结构和激励机制的优势，都是需要持续思考摸索的。
现实情形是，在政治和经济的世界里，关于如何运用全球伦理标准这一问题绝不存在固定性和永久性的答案。通过对许多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组织进行不断的观察是很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者必须对这个持续的过程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本文侧重于讨论经济组织中的伦理决策，但我们还需要观察专门从事政治和政策决策的组织。例如，对于是否应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没有唯一的准则，能够影响到每个相关者责任的决策，是在尊重各方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大家之间持续的对话与观察，并且分析不同案例背景变化的特定性来应对的。在商业活动中也是同样的，伦理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永无止境的，甚至在政府所关注的三类事项之间也有冲突。它们是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领导者的自身利益，这三者永远处于紧张的状态。

提交论文：
个人道德型联邦社会
—佛教的正规解释

第二发言人：马诺・梅塔南多博士、泰国法政大学Chula horn国际医学院讲师

佛教里有很多关于实现内心平静和自我完成的训练方法，但佛陀从来就没有提及理想的行政制度和乌托邦的概念。佛陀本人也为探求精神世界放弃了王位，通过两千年间对佛教的传统诠释中可知，佛陀无论对社会问题或是全球性问题都很少涉足。小乘佛教的僧侣们对社会问题和非宗教的冲突往往不多过问。
但我相信，原始佛教经典之一的祥瑞格言是另一种诠释佛教的方式。而且我也相信，祥瑞格言直接关系到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在小乘佛教中，每逢最吉祥的仪式或节日时，僧侣和比丘尼们都会唱诵此经。这部经典讲的是，来聆听佛陀讲授祥瑞本质的神仙们之间的对话，对于祥瑞的讨论是天地间永恒的议题。佛陀为了使我们能够理解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佛教社会理论，对三十八种吉兆进行了全面解说。

祥瑞格言

祥瑞格言来自于梵文和巴利语，内容是一些重要事件发生前所见的征兆，这是一种传统社会的信仰。在现代的小乘佛教世界里，瑞祥格言还是大家的普遍信仰，每个地方的传统对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例如在某些社会，人们相信服装颜色、身体部分的特征，或者家宅位置与外观会影响个人的将来。
祥瑞格言共有12节，从“不与愚者为伍”开始，到“与智者相伴”、“拜贤者为师”等等。除了最后一节，所有诗句都以“这是最高的吉祥”收尾。祥瑞格言是对佛教原理的正确解释，它表明为了发展精神力量，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这部佛教经典所展示的就是佛陀的生活，是佛陀对自己教学理念的实践。
祥瑞格言12节对于佛教修行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途径。祥瑞不能被恣意地排列，每种祥瑞都由规则而以正确的方式相互关联。从最外面的肉体部分为开端，佛陀循序渐进地向大家介绍善良人类的生存伦理标准与基准，从而通向最高洁的精神品质（与悲伤和污秽无缘的恬静的精神世界）。祥瑞的概念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繁荣，这些箴言是僧侣和比丘尼主动学习与传承原始社会所形成的印度迷信，并将其理论化的结果。
这部经典也显示了佛教原则和其他原则之间的实际关联，这使我们能够理解精神进步的全过程。此外，这些箴言会引导我们去实践在此基础上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箴言的内容包含了对于父母、子女、伴侣、朋友的责任和社会道德，因此通过这部经典，我们可将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联系起来。
由于祥瑞是与未来相关的征兆，透过祥瑞，我们能发现社会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无论进步还是失败，都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目标。换句话说，社会是道德的个体所组成的联邦，行善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保持与调动社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做出贡献。通过这部经典的指引，我们会看到社会中人们肆无忌惮地放纵恶习是对未来的凶兆。它使社会堕落，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螺旋式下滑而走向颓废。以实际行动扭转不良倾向，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
这种解释，来源于一种相关模式。我们的人生已与外部建立了条件关联，我们的成功或失败都与我们的道德行为相关。一旦实现了一种箴言，紧接着下一条箴言就会接踵而来。就这样，随着对所有箴言的实践，我们人生的幸福与成功便得到了保证。因此，这些箴言是佛教对于社会道德规则的正确传授，面对的是能够保证人生幸福成功的，与个人的道德行为相关联的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集体的善举促成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与成功。

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祥瑞格言

佛陀通过祥瑞格言的指引，成就了圆满的人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所有祥瑞格言。事实上，他是世界上最初的祥瑞。根据佛教传说，佛陀的前世是拥有至高美德的菩萨，在人间的一世，他决定放弃王子的身份而生活，这样的决断来自上天的恩惠，这样的选择促使佛陀完成了自身不懈的精神追求。在佛陀的一生中，他亲身实践了38种祥瑞，他在道德精神上的追求，得到了上天的恩惠，这些恩惠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佛教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向人类传播佛陀的教诲，以鼓励和引导人类通向高度的精神文明世界。悉达多太子为追求觉悟而放弃了现实生活，虽然一些人批判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然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恩惠。家人在佛陀完成目标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在这个意义上，从祥瑞格言的教义来看，佛陀亲身实践了他所坚信的目标，而没有杂念。他是一个真诚的精神领袖，倾其一生具体完成并体现了他的所有教诲。

祥瑞格言和民主主义的发展

在佛教经典中，佛陀没有对社会做出一个规范的定义，或者说他没有谈及理想社会的形态。然而，佛陀明确地说人们实践祥瑞格言便是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佛陀的教诲，不只是单纯地为了启蒙开悟，也是帮助了人类学会种下善根。人们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减轻了自身的烦恼和痛苦，同时这种行为也改善了社会。
此外，无论性别或者社会地位，38种祥瑞对谁都是一视同仁，它适用于社会的全体成员。针对世俗人群的祥瑞，对于僧侣也适用，男性的祥瑞对于女性也适用，当然反之也是成立的。
通过祥瑞格言的引导，社会不再是被分割开的各种人群所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并与环境相关联。市民社会尊重法律和秩序，成员之间和睦友好，共同参与教育、艺术、科学、文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担当着保护环境与造福社会的责任。

在这部关于吉兆的经典中，包含了佛教徒们需要遵循的理论与规定，根据这些可知，他们不能单独完成精神修行，因为精神生活与群体之间互相依赖。箴言还指出，宗教间的交流对于佛教徒的精神发展大有益处，在他们追求真理的实践中必不可缺。也就是知己知彼，了解其他宗教，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信仰。我坚信佛教界到了从古代教义中发现新知的时代。
根据祥瑞格言的教义，宗教领袖之间应该协同合作，以总结出维护人类尊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现今，如果要讨论信仰什么，以及哪种宗教才是最佳选择，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必须要明白，最佳的选择应该站在至善的立场上，筛选出能够成就人类最大善行的信仰。而且，所有的信仰和宗教应各尽其职，并需认识到为了世界公正与和平之共同目标而奉献各自力量的重要性。

关于战略计划实践方针的提议

在这个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相关的技术已被应用至社会动员和人力资源开发之中了。根据灵感心理学权威专家马斯洛的研究，祥瑞格言也被应用于他所构建的需求框架之中了。
在泰国，公民的身份证信息直接联入政府的计算机网络，每个登记身份的公民的情况都被统计，被编入全国性的得分制度程序中。如7岁以上的公民每人都可以免费分发到一张智能卡，由此联成的网络拥有所有泰国公民的基本情报。但是，数据库只有政府官员才能访问，公民无法进入该网络。法律利用相关信息，利用这一程序来保证公民的权利。
社会信用制是另外一种公民资料数据库，也是通过互联网设置，且网站对全体公民开放。注册该网站并登陆个人资料的公民，可在其中开设关于各类社会公共活动信用考评的网址。这就是基于佛教祥瑞格言的哲学理论——善行与社会联手一体的道德联邦——而建立的。根据这一理论，全体公民人人都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善行与恶行有所自觉，各自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这种基于历史文献的社会信用制度，做为实现道德教育与人才开发的手段，易于被泰国及其他小乘佛教诸国所接受。然而，这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公民公共意识的提高，以及对每位公民进行的职业培训。这种做法还可以被导入到与志愿者的活动和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新领域中。例如，在医科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可以依据总工作量，对医院和地方政府医疗中心的志愿者打分和加分。在这样的社会信用体制中，年轻人可以受到鼓励，以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此外，它也有利于开发人力资源。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宗教、人道主义，以及与环境相关的社会活动中去。对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宗教间的冲突问题，可由政府专门开设促进宗教间和平对话的特别培训项目，并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佛教理论与马斯洛的研究相互结合，通过应用IT技术和智能卡系统而得以升华，为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志愿者的服务打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结论

泰国政府通过新技术的开发，鼓励公民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去，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把公民身份信息引入互联网系统，将志愿者活动评分系统向一般市民公开，该评分系统的公平性是可以令人期望的。由于身份证的发放对象是7岁以上的所有公民，因此，这种得分量化制度下的道德奖励计划也同时在所有7岁以上的儿童层面实施。
孩子们可以参与包括植树、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目的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结果可以立即被反映到互联网上。当然，关于是否承认这些活动的审查制度也是必要的。社会信用制度是保障民主主义、人权、人类尊严与调和宗教关系的巨大力量。此外在互助与关爱方面，奖励每位公民参与的社区保健服务也十分给力，这不仅可以削减财政支出，还将成为地方政府医疗保健事业的强有力支援。

提交论文：
金融领域的伦理标准

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尔•科瑞斯沙特 前央行行长

2014年3月
借着本次宗教对话的机会，在行政部门和实业界有着漫长职业生涯的我，想以一个在世界行动理事会中非政治家的身份，向大家推出有关商务，尤其是金融方面的道德规范问题。在2007年的经济泡沫中，金融行业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道德价值观，以此为开端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金融以外的其他行业中，由于可以通过调查客户来提高商品质量和改善服务，道德价值观并没有推向显要的地位。例如，如果你打算买一辆车，可以通过试驾，从很多品牌中选择符合要求条件的购买。生产劣质车辆的企业，无法在市场上存活。但是，金融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的保障。

金融伦理

银行家，永远谨记道德信誉在维持业务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商业伦理观，尤其是金融道德观会崩溃成现在这个样子呢？简单地说，我认为是由短期主义和奖金文化所造成的。应该如何去做，才能重建商业和金融业的伦理标准呢？我想从下面两个明显的要点切入：


（1）积极诚信和消极诚信的区别

（2）领导的重要性

所谓消极诚信，仅指谨慎避免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可悲的是，很多人的诚信是消极诚信，而非积极诚信（后者有为了维护伦理标准而采取相关的积极行动），这就是现实。消极诚信是被警察和法律强制而为之，在商业现场由合规官进行监察。然而，积极诚信是生成于个人心中的美德，是以每个人所领悟和把握的价值观为指导的行为。积极诚信是我们从生活中的榜样模式所习得的，来源于社会中的家长、老师和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在商务活动中是上司，更是人生中的引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律、法规、约束为基础的法制角度去衡量道德的商业手段，道德的商业手段的标准同样必须发自于内心。
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银行家们的社会道德良心败坏的结果。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与不健全的风险管理、房地产泡沫市场的大量贷款以及人们冷漠的心态紧密相关。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金融业道德形态的彻底崩溃，以及对于终端客户信用责任的缺失。例如，在次贷危机——住房贷款危机中，由于采取了不是注重业务质量而是注重业务数量的激励措施，房地产借贷中介业者完全不考虑贷款人的偿还能力，尽可能鼓励借款人高额贷款。房产证书被证券化，银行批准客户的贷款被出售给抵押贷款的资金池，并被投资者们不断反复地炒卖，承保标准也在持续下跌（也就是抵押贷款人没有偿还贷款能力）。其结果必然堆积出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在这场贪得无厌的游戏中，处于终端的投资者们最终成为银行行骗的受害者。
此外，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的“共存关系”甚至出现嫌隙，评级机构的作用与银行之间充满了利益冲突。由评级机构定位升级的复合产品被视为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商品，因此人们对评级机构抱有过度的依赖和误认。
从次贷危机中可以进行推断的是，在贪欲横流的世界里，商业伦理观和企业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这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运营方法和监管体制的结构缺陷。对银行业的再监管是对付不道德商法的手段。近年来，银行业务道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键之处在于诚信和道德观应该是自发于内心的，道德价值观的养成应该成为银行员工培训内容的一部分。

信仰和伦理的结合

在信仰与道德的结合问题上，例如所有的宗教都在鼓励和宣扬伦理标准和伦理规范，主流宗教在这一点上都愿意与我们携手合作。例如，伊斯兰教不仅从法律上对其进行保护，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伦理标准系统。宗教深深扎根的地区犯罪率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因为宗教教育人们将心比心，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教导人们与他人相处的正确方式。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而言，道德的价值观是极其重要的。一般情况下，所有的信仰都具备5个共通的基本伦理标准，即：


·不伤害他人
·成事向善
·尊敬他人
·光明正大
·友爱

这些价值观在任何社会中都适用，也应该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传授给下一代。
众所周知，伦理和道德往往与宗教有关，学校也有关于培养道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重要课程。然而，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中的年轻群体，其实并没有受到足够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规范教育。目前的现状是，他们从消费文化中学到了诸如“贪婪占有为上”这样的错误观念，显然，贪欲是人生中的错误指向。就如同普通公民在泡沫经济中失去了所有积蓄一样，贪欲会诱导你为了幻像中的未来利益牺牲现在的上天恩惠，亦或是为了一瞬即逝的短暂快乐而使将来的幸福平安化为泡影。
贪欲使满怀心机的我们无法将他人看成是与自己同样重要的同类，而是作为剥削榨取的对象。
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生活方式顾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其道德体系也是完全覆盖型的，这基于他们信奉创造和维持宇宙是唯一神的教义。

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的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尽管处于初期阶段，在这些地区企业管理水平还是有着显著的进步。即使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也还是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在沙特阿拉伯，企业管理的基本规范（透明度的确保、定期报告书的提交以及外部机关的监督等）已被严格遵守。事实上，对于一个成熟的企业来说，管理应该起到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作用。良好的企业管理有利于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如果弱化企业管理，投资者的信赖度也会降低。实行良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将使所有参与者（监督官员、商界领袖、改革倡导者等）各尽其职，顺利地展开各项业务。

结论

我的结论是，有意识地无视规则并不是万全之法。规章制度不能代替个人的诚信，它只能强迫人们消极诚信。积极诚信，应于童年时期或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期，通过接受道德规范教育而形成。变化是由内因而生的，在企业中，有无强有力地掌握道德罗盘的领导至关重要。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必须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言行，证明自己是有道德的人。换句话说，观察一位领导的能力不应该看他的地位，而应该注意他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贪欲，不能成为价值人生的指向，更不会引导商业走向成功。
最后，学校对于伦理规范的传授将会成为道德教育的新方法。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已在思维方式会对个人有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上，证明了鼓励学生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道德判断是可行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说，这是反动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是正确的做法。这是一种保护伦理的价值观，是应对现代社会伦理价值观恶化和文化混乱的唯一解决办法。此外，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决定投资和购买前需要慎重思考，而商业伦理规范将针对那些不良商法，促使企业改正缪误，负担起社会责任，在保障投资者权益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讨论

瓦西利乌主席：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对于伦理规范应该持有的态度。虽然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差异，但问题不大。我们是应该期待人们基于各自的善意去行动，还是应该向神父、牧师、僧侣们询问应该怎么做？另外，对于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我们是否需要在社会中建立一个可对伦理行动进行施压的制度？我认为，如果将伦理行动寄希望于人们的自由意志，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甘地和曼德拉在特殊情况下改变了世界，但如此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为了能够更好地采取道德行动，应该讨论这个社会将如何对领导者施压的问题。
如果听到企业利润无法提高的原因取决于伦理因素访民的问题，股东们一定会抱怨，反之，如果他们听说股市上涨则一定会欣喜若狂而毫无疑虑。我承认伦理标准在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中的必要性，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全是凡人，都有弱点，还需要更加有力的监管控制。

弗拉尼斯基前首相：至少从发达国家过去的二、三百年间，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也正是基于伦理标准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受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国家也发展起来了，做为国家福利良好模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被建立起来了。我们在蒙特斯圭所说的“权利分化”世界中生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听到了很多言论，其中每一条都是有价值并值得深刻思考的。在此，让我来引用今天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一句话，这句话说：“道德和原则在硬币的一面，人生的意义在硬币的另一面”。对于政治家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是否应该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考略道德方面的内容呢？也许答案很可能是“是的”，然而，这样的压力应该由谁来施予呢？ 
这与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例如，在欧洲和北美，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极大不满，不仅来自于一般市民，还来自于政治组织。在欧洲，“不仅要代表民主主义制度，更应直接去实践民主主义”这一课题早已突现。代表民主主义的是指各种议会中的国民代表，他们是否应该成为施压的对象？显然，“打着道德幌子”的也大有人在。几乎所有的西方代表大会都有道德委员会，时刻监查政治家们的态度，这是一个侧面。在另一方面，即使您已取得了不少成就，在人类平等、男女平等问题上也几乎永远不可能说是取得了成功。在许多国家，甚至是获得永住权利的居民也得不到平等对待，只因他们没有出生在这个国家，是从其他国家移民来的，而且人种不同。
所以，我的问题是，“政策决断中的伦理”是个意味深远的，并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从重新思考我们民主制度的角度出发，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美国，茶党对白宫和国会的不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欧洲，大量的运动和组织直接坦言只有民主主义才能反映国民的意思。在东欧，甚至可以在街头听到相关的讨论。对于这些问题，应如何找到应对措施并且解决？欲望和道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现状却是对于决策者施加必要的压力尚未组织化。而且这种现状甚至增加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感。政策的决定确实应该具备伦理的基础，而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只是简单地附和，而应该确认，我们从本次会议学到了什么，带回去了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有具有建树的意见。

奥巴桑乔总统​​：政治家们已被施加了压力，大多数政治家们都接受过来自选民们的强大压力。如果说要鼓舞符合伦理标准的政治家们的精神，某种激励是必要的。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制定这些激励的措施，但某种形式的制裁也是必要的。这是保护伦理标准和向政治家施压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也是国家内部问题。
对于外部的问题，我也有所观察。据说在欧洲和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但仍然不够。几年前，我与彼得·艾根一起，共同组建了所谓的“透明国际”组织。OECD各国的企业在本国之外的交易国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可以从扣除税收中而获利。这种问题必须得到处理。当然，经合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然而，有的国家竟然也鼓励自己的企业在其他国家进行非法的活动，为了彻底扭转这种现象，请问应该怎样制定出相关文本和伦理标准呢？

瓦西利乌主席：有个消息我想告诉你，在塞浦路斯，成立了行贿方也必须接受制裁的法律。谁是谁非？在希腊，前国防部长被监禁，因为他从德国进口贸易中收受了巨额的好处，他们被监禁，但行贿方却只赢得了利益。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类似这样的情况，不仅是受贿方，行贿方也应受到处罚。

奥巴桑乔总统​​：腐败是双方共同的行为，只有单方面的惩罚是不合适的。

克雷蒂安首相：在加拿大，行贿和受贿都是犯罪，这同时适用于加拿大的内部和外部，因此，奥巴桑乔总统​​是正确的。但在欧洲，多年以来人们相信海外业务有必要进行贿赂，因为这部分经费已经从税收中扣除了。当我知道这一事实时，真的感到非常震惊。这种坏习惯，在加拿大曾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有的企业因在尼日利亚等国行贿而被起诉，才被迫停止。这是一个大问题。禁止贿赂的法规虽然成为公司的重负，但实际上却也是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我最近10年在做观察者，因为在政界工作了40年，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很清楚的。
刚刚阿尔・克莱西先生提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关系到管理金融法规的上层领导的。过去，尤其是在美国，银行只负责银行业务，保险公司只负责保险业务，券商做中介调解，也有商业金融家。每个行业的业务是分工的。而今的问题是，所有这些都被混为一体了。如银行家也可以出售保险，过去，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已开始盛行起来。虽然我是反对的，但我的继任者却给予他们许可。现在，如果你去银行借钱，他们会回答你说“如果你想贷款，首先需要购买人寿保险”或是“不能贷款，不考虑一下发行股票吗？”这是因为比起提供贷款的金融服务，股票分红对银行而言利润更加丰厚。
过去它们被称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有各自的分工，但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却放弃了分工，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造成了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另外，谈及我们的经验时，现在都说加拿大所有国民都没有银行家生活优越。当我还是首相时，不允许银行合并。在加拿大，贷款数额不能超过资产总值的80%，但是从美国而兴起的是，贷款额度已经达到资产总值的150%，因为他们寄希望于经过10到20年所有资产的价值都会上涨。于是，每个人都参与到保险公司和经纪人的游戏之中，不断制造生成利益冲突的环境。而他们所赌的都是短期胜负，如果有人将要做5年的银行行长，他必须迅速抬高银行的股价，如果这么做，只要行使5年的职责，他就可以买下佛罗里达州的豪宅。因此，道德需要支援。银行行长只根据利益去判断，股东们也完全不关心行长用什么方式去赚钱。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够获取分红就行。
尽管如此，我们在商业法规的制定上也有了一些进展。恐怕现在世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行贿是犯罪行为，虽然20年前有所不同，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认为行贿是逃避纳税的行为。道德行为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律中加入了贿赂不属于商业经费的这一条文，而且行贿人和受贿人同样属于犯罪者。这是我的见解，世界道德规范需要法律法规的制约，这是因为人非圣贤，诱惑一直存在。

弗拉尼斯基前首相：这个世界似乎在轮回。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通过美国国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成立了，并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完全分离，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几十年后，克林顿总统对美国的银行感叹道“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分离，会削弱美国银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于是这种业务分离又被一步步地取消了。之后，大部分的美国银行，不仅是在纽约，而且还将其业务扩展到了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地。
与此同时，英国也失去它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的交椅。基础设施老化，汽车生产行业规模缩小，机械生产也很不景气。于是，在英国产生最大利润的行业和地区，不是工业中心，而是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这就是谈起金融监管问题时，我同意大家意见的原因。无论何种监管，都会损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的利益，这也是英国政府不主张监管的原因，这是我想主张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数字化革命使金融市场更加有效地高速运转，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谈论道德这一议题的时间里，银行家们只需按动一下按钮就能将数百十亿美元或欧元从维也纳转到法兰克福、新加坡、东京，然后转瞬间再将这笔庞大的资本转回维也纳。这样的速度与便利也导致了很多人迅速破产。
第三点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工资和薪金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产业界的经营者们已经将生产基地从美国和欧洲的高工资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政府通过将产业扩大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了税收优惠待遇。税收优惠待遇不是贿赂行为，而是一种投资，向工资收入偏低国家的投资是相对容易的。然后，如果从本国和被投资国家的纳税额中扣除的话，甚至会出现一些从来没有纳税过的企业。
通过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家们正在承受着压力。劝他们采用税收优惠政策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经营者们，也包括工会。因为增加订单，无论是对于工会也好，还是对于完全就业而言都是有利的。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道德，好吧，我要祝大家好运。

班迪・奥特娜：作为前任法官和经济犯罪专家，我想说，如果在金融体制中人们都有职业道德和商业伦理意识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不会发生犯罪。问题是，有一些不当行为因为不构成犯罪，便无法受到惩罚。有时候，它是道德问题，道德是无法强加于人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都并不了解这一点。弗拉尼斯基前首相所指出的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我同意他的观点。

弗拉尼斯基前首相：在这位女士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和犯罪分子周旋，而不是和普通的民众打交道。

古儒吉：2010年，我们在印度开展了反贪污、反腐败的运动，因为腐败已猖獗到举目皆是的地步，即使去写一个死亡证明也不得不去贿赂，写出生证明也是同样的。所以在印度要开展反腐败运动，我们用15年的时间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颁布法律。在印度，虽然有严惩违背道德行为者的法律，但是至今没有实施。
教育人们的目的是使其成为模范，要让他们手拍胸膛，凭自己的良心办事。人格的形成、对人的教育、法规法律的遵守、职业道德的操守等等，我觉得这些是最重要的，只有出现犯罪行为的时候才应该使用法律武器进行处罚。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犯罪，为了做到这一点，积极的道德教育和积极的诚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印度通过召开大型会议，呼吁官员们当场发誓不收受贿赂，结果证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效的。
过去，莫罕达斯・甘地所奠定的“节俭生活”模式也已从印度消失，我们必须再次回归这一美德，为世人塑造榜样。人们的记忆总是短暂的，在美国和印度的金融界，应该教会那些目睹了一个接一个丑闻的人“想要通过捷径赚钱，就可能进监狱”的教训。但是，相比之下，树立起诚实而又成功的榜样更为重要。不幸的是，年轻的企业家们认为，选择非道德的手段是赚大钱的方法。我们必须纠正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并要树立起优秀的模范来纠正错误的意识。因此，对于商业伦理的构建，有必要树立起榜样，让良性事业提升利润的企业成为模范企业，并将自己成功的故事分享给社会上的人们，以鼓舞大家。

瓦西利乌主席：教育本身毫无疑问，但只有教育是不够的。在印度，一直强调不能强奸市民，但是强而有力的管理是必要的。

古儒吉：这是必须的，法律和教育都是必要的。

哈巴什博士：我想补充一下西克・阿尔・克莱西先生关于我们学校应该开展道德教育的主张。在教育领域，开展任何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对伦理标准拥有共通的认识基础，道德教育是无法充分进行的。我们都在讨论伦理，然而又有谁能够明确指出“这个是伦理的，那个是非伦理的，这个是道德的，那个是非道德的呢？”为了达成共通的伦理标准，我们在寻求更加具有高度和水准的判断依据。我们必须努力，特别需要会议的讨论，但在本次会议上想要做出关于什么是“决策中的伦理”这个问题的结论恐怕依然很难。
为了在学校进行伦理教育，达成新的共识，以创建一个暂新的全球性认识，需要将专家们聚集在一起，从一言一行开始逐步去讨论。这种方式在宗教里很容易实现，我起草了这份草案，交给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为了成为全人类的参考，我们竭尽全力。所有民族、国家和宗教，终于可以共同发言了。即使没有专门在道德这一领域内举办过的活动，我们做为宗教人士和哲学学者也会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谈到伦理。但是，我们无法断定“这个是道德的，那个不是道德的”。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承受到了上帝的眷顾，才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里，所有的家族成员拥有同一个父亲。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瓦西利乌主席：尽管我们为此竭尽全力，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即使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生生世世也恐怕难以实现。

马加利首相：关于“决策中的伦理”这个议题，我们主要听取了金融界和​​实业界领导者的发言。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是媒体，并且媒体的道德规范对于政策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关于道德无论做什么样的发言和决定，都应该把媒体包含在内。第二个重点是议会，议会是立法机关，如果要制定反映伦理道德的法律法规，国会议员也可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三个重点是科学，不幸的是，截至目前，我们对科学这个领域从未进行过道德规范的制约，特别是对于那些危及人类生命的发明。因此，我们还应该提及科学的伦理标准。

施伦索格博士：到目前为止听完大家的议论，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个议题太过悲观。这是因为，回首过去的四、五十年，对于一些大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生态系统及西方社会中女性的作用问题等。即便在武器问题方面，过去的进展相当缓慢，但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为什么能在诸多领域的问题解决上取得成功呢？这是因为，这些问题由一个人或一个小机构提出后，被提升到了全球问题的议程上来的缘故。这是一步一步的，首先，作为政治议程，通过公开辩论将问题展开之后，政客们也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将它们纳入政治议程而予以对应。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意识的构筑，它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认为对于商业伦理也是一样的。在20年前没人提过商业伦理，如今它已成为许多大学和企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伦理问题，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声音。在这方面，世界行动理事会是一个可以扩大我们声音的组织。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是关于奥巴桑乔总统所​​提出的“如何鼓励政治家，激励他们的道德行为”的问题。有一种很重要的激励方式就是民众的舆论，当丑闻出现在媒体上时，或道德问题在媒体上曝光时，或当问题中的道德层面部分被放在媒体上进行讨论时，便可能会引发民众的讨论，也可能变为形成民众舆论的机会。
第三点是，图宾根大学有商业伦理研究所，我们的大学基金会也设在大学中。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商业伦理模式的转变，有老模式和新模式两种，老的模式是对规章制度进行限制的模式，例如在合规管理和企业责任等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企业正试图避免在不同领域的操作失误，这在商业伦理中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然而有一个新的议题是，有人主张“光是这样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继续以人性的观点，这样来教育商业界和政治界的年轻专业人员：“人类是经济的动物，总是趋向于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是绝对无法解决问题的。然而，做为商业或政治的新机能，如果可以教会他们发挥自身的职责和作用，我们就有机会改变整个系统。但是即使能够实现，我们也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个改变系统的机会而已。如果要改变我们对系统的看法，那就是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商业学校和大学教育着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任重而道远。

瓦西利乌主席：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只有教育还不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即便如此，我们也并没有悲观。如果是悲观主义者，连这样的讨论都不会参加。我们认识到，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不够。

巴达维首相：我们讨论了关于伦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政府，公务员不仅是公务员，还有老师的身份，他们要教育警察，向他们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教育他们如果要想在工作中树立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怎么做。这一点很重要，但如果说到道德，就不能回避贫穷问题，它也很重要。大家总是抱怨贫穷问题，总是将指责的矛头对准银行家、实业家以及富翁们。因为不满，所以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政府，这就是问题所在。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银行改革尤为重要。现在实际需要的是改革，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目前的所有，为了找到一个让人们满意的解决方案，必须根除贫困。

穆阿迈尔氏：我觉得全球化是一个问题，当干细胞革命爆发时，幸运的是，全世界都想到了应对这项科学成果的规章制度。然而涉及通信等许多方面规章制度的建设一直停滞不前，例如几乎没有涉及到环境问题的规章制度。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媒体，他们的力量正在逾越教育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
因此，影响人类的根本力量到底是什么，如何决定哪些才是符合伦理的？学校、家庭、礼拜场所，还有媒体等等，如何面向全世界制定出一般的准则？当经济几乎占据主导地位时，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影响世界的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

梅塔南多博士：在泰国，我们相当频繁地讨论伦理教育问题，我属于道德和伦理小组委员会的参议院成员，使用互联网时，我们采用“负责任的公民”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的程序中，采用了鼓励人们受序、善行的模式。对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学生给予加分。我们得到了实业界的捐赠，对于奉献社会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信用点通过手机返还给他们。这些会在网站上发布，无论是谁，只要对社会做出了贡献都会被大家所知晓。这被称为社会信用系统，这项制度在今天的泰国已被实施，我们希望通过IT和社交媒体，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瓦西利乌主席：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每个人可以发挥的作用都是透明的，有了透明度就会对个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于政界和商界的人来说，如何收集资金，都必须定期发布报告。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有很多一夜暴富的人出现，这些人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人，他们通过成为政府要员而开始敛财活动。如果他们每年都必须上交资产报告的话，世界将会有很大的改善。

汉森教授：对于一些机制中哪些机能在发挥作用的问题，是有答案的。答案是，所有的机能同时运作，并且关于企业的基本治理问题，应该及时公布报告书，透明度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企业通过合作模式，应对国民的施压，制定规则所得到的结果是，让任何规则都能发挥作用。也存在新的法律空间，在经合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国家中都有反腐败法案，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必要性意识增强的结果。虽然这还只是为了治理腐败进行的阶段性尝试，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进步，对于企业的经营团队而言，仍然需要创造性的道德态度。这不仅不会对股东们造成负担，这种道德性的商业体系还能确保其他相关者们的利益。这就是“创造的资本主义”或“良心的资本主义”的最低标准，很多企业已经对此完成了大量的研究，这是一种乐观的迹象，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在面向未来的道德思想方面，我们仍然需要被施加压力。答案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所有方式、方法、手段都是必要的。
我一生都在推崇，实业家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教育理念。我不知道我的影响力是否可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得到测量。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的学生们的起诉率比社会平均值低47%，当然事实不存在这样的统计数据。通过教育，我们至少可以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在各种可能性选择中认识到采取伦理行为的必要性。
作为最后的评论总结，我们同意马加利博士所指出的，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职业伦理标准的概念。我、政府、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都认为伦理基准非常必要，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这些重要领域中，都需要实施同样的规章制度。

6、第六分科会
前进的道路
主持人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引言
最后一个会议的议题是：“在预计到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的情况下，基于伦理标准，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智慧来创造一个和谐公平的世界，如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当然，面对涉及到人口增长爆发、能源、粮食、用水与技术革新功过这些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当然不会以为仅仅通过一次会议就能找到答案。但是，我相信对于人类来说，努力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并由此摸索出可行的方位，获得值得参照的启示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发言人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谷光真前门主，他指出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人的痛苦，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到未来。蔓延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的无限欲望正在不断消耗天然资源，而这份资源是本应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按照大谷光真的信仰观念，要想阻止社会性的贪欲，自我意识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和影响，让其他民族甚至是自己的子孙感到痛心和失望。让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通过抑制自我欲望来充实精神财富。他反复强调，对于未来的人类和动植物的权益来说，《人类责任世界宣言》十分重要。
  第二个发言人是东方正教会的奈丰副总主教。他主张伦理基于真理、理性主义和信仰，而理论的不变原则是爱，以及神的正义性。爱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它是永远的，而且还是形成内在个性的根本。既然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产生的，那么伦理规范的形成和人类共存的实现就缺少不了自尊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与爱。他希望尊重成为支撑各国政府的基石，东方正教会所说的宽容，强调的是努力完善自我，与下一代人培养起共通的价值观。
  马来西亚前首相阿布德拉（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强调指出，造福下一代人是政治领袖的主要职责，他们在决定政策时必须怀有此价值观。阿布德拉介绍了在马来西亚所施行的“文明的伊斯兰”概念，其内容根据十条基本原则，远离伊斯兰激进派，稳健的伊斯兰理论是引导国家领导人作出政策决定的根据。这篇论文的主题是领导人必须要让群众了解自己在作出决定时，什么是第一影响要素，并且使我们认识到，宗教将帮助人类完成自我升华，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般讨论中，政治家们提出了几个议案，主要为以下几点：1、核能的使用目的仅限于维护和平；2、赋权于女性；3、减少对特殊家族的财政津贴；4、降低人口出生率；5、缩小贫富悬殊，以及针对西方国家表现出的“廉价贩卖民主主义”行为，以及对此加以抵制的必要性等。
  针对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此介绍了北美土著居民富有创意的做法。它类似于东亚传统，而与导致多数生物绝种的消费主义概念相距甚远。为了实现人类与地球共同成长，决不是征服地球，如果能将这种崭新的、全方位的伦理观和年轻人的环保意识积极联系的话，也许能为我们指明一个方向，把我们从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局中解脱出来。
如何面对世界人口高达90亿这一问题，虽然还未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是与会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引发重大的祸患。也有很多人主张，不应再使用以往的开发模式。与会者反复表明，关于如何解决问题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提出明确的态度和构想，并且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奋力疾呼，唤起更多的人们的觉悟，引发世人的注目。能否共创更加美好的世界，取决于我们每个参与者，时不可待，不允许任何人再袖手旁观了。

提交论文：
对话、交流 学习多元的宗教、文化、文明
 

第一发言人：大谷光真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前门主

  每个人的宗教观念大多通过各自的生活环境而形成，并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因而，要想理解其他的宗教十分不易。宗教本身成为纷争的直接原因的事例极少，但是，多数社会的纷争中都含有宗教的因素。有时，宗教起到平息纷争的作用，有时，宗教也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力量。所以说，政治、宗教领袖利用宗教的目的是煽动还是平息，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为实现和平，开展不同立场的民众间的对话，需要寻找到共同的平台。即使不能理解对方的宗教内容，但是如果能够达到相互认可，形成对于共通理论和思维方法的共感，那么就意味着可以放心地继续对话。从相互了解开始，实现相互尊重的效果。这时，联合国订立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前国家领导人峰会会议制定的《人类责任世界宣言》将成为强而有力的基准。

人类的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诞生了，公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人们高举起人类理想的旗帜，认为世界总算和平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世界被划分为东西两大阵营，在紧张的气氛中，为更快建设出一个美好社会而始终处于竞争的状态。但是事到今日，社会上只顾眼前利益的个人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视国民福利而拉大贫富差距现象十分严重。
今天，世界资本主义显示出无止境的贪欲，操纵科学技术豪取世界财富，而且对原本属于下一代的财富也毫不留情地进行掠夺，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等都将成为未来的祸根。在日本，针对原子能发电站使用后的核辐射废物的处理问题，竟然出现了如此不负责任的论调：“交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吧”。
不思未来、只顾眼前的这种自私的想法和欲望，依靠外因是很难抑制的。从佛教思想来进行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肆意膨胀的贪欲给人类带来了苦恼，但是当今社会的这种欲望已经无法被控制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自我意识、领悟到这个问题时，才能抑制住欲望。当然，克制欲望会让自己感到不快或不安，但是要想消除这些情绪，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行动会给未来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无视伦理的经济发展，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给其他国家、给我们子孙留下了极大隐患。
如上所述，我想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宗教所追求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我作为一个佛教净土真宗的信徒，想在此提一个建议，把“努力打造一个让自我和他人都感到心满意足、精神充实的社会”来作为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一个不偏重物质繁荣，不轻视他人的痛苦，能够做到互帮互助、相互理解的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武力和暴力带来的纷争，以及无视伦理规范的经济发展，其结果不仅伤害了现代人，而且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祸根。我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世界人权宣言没能完全反映出当下社会的要求，对下一代人的关心也是不够的。现在，当人们高喊《人类责任世界宣言》的时候，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当代人的责任，未来人类的人权，甚至包括人类以外的动植物的生存权利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将这些观点纳入宣言之中。
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由于各种自然局限，人们的物质欲望也自然受到了制约。然而，用语言所表达的伦理，是一种无惩罚性的外在制约，必须使之达到内部的深化。
我们必须正视核武器所带来的惨祸，不能忘记发生在核发电场的噩梦以及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及武力纷争。面对世界的这些惨状和苦难，如果视而不见的话，这不正说明了我们没有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体会他人的痛苦，通过将心比心，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对将来会有多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场合，对核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遗传工程学操纵人类生命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因为它们事关人类未来，一旦发生偏差，将对下一代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另外，在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对我们来讲，人口剧增这个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也是一项重大课题。因为人口增长爆发将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无视伦理规范的物质欲望将直接导致全球性的自然环境破坏。人类长期以来的智慧让我们懂得：“物欲的自我控制才能丰富精神世界”这一道理，现在应该将其普及到全人类。
本来，不仅是哲学、宗教思想，政治以及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所有人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个基本目的，其次是接受前国家领导人峰会首脑会议汇集人类智慧而制定的全人类伦理宣言，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那么，哲学家或宗教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那就是，面对各种不同文化，不论是否信奉宗教伦理上的造物主，我们都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理解其文化或传统，在我们所提倡的全人类伦理思想中找到不同文化存在的依据。只有这样做，才能超越文化异域带来的障碍，让这个宣言深入人心，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提交论文：
走向国际联合

第二发言人：　莫斯科总主教代表

世界上存在各式各样的伦理标准，因为各种规范都是根据历史状况或观点而形成的，有各自的价值体系。伦理一词，是和哲学相联在一起的。自古以来，哲学的前面冠以古希腊人名的例子枚不胜举。但是，在我们看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他们串联在了一起。
我认为可以把伦理分为两类，即宗教性的和非宗教性的。双方都可以从理性、经验和信仰这三点上找到其伦理标准的原点。区别这两个伦理标准的要素就是价值体系。这一点是我下面要讲的，包括基督教在内，是所有宗教的核心。在非宗教的伦理中，自由不伴随着义务。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曾表述过：“如果不存在绝对规范的话，那么，在你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毕竟是在宗教伦理体系中长大的人，所以他又补充说道：“特别是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如果按照一贯说法，倒是可以引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里主人公说的那句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不管做什么都不算犯罪”。
比如，历史上，关于善恶、人的良心或人性的标准等，还没有一个对这些加以阐述的非宗教性哲学体系。我以前在苏联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观察过，苏联人是如何试图创造一个非宗教性社会的，那是一个极为壮观的举动。他们把所有的伦理都剔除、彻底地抛开，从盘古开天到世界末日论，试图重新创造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未获胜。原因是它当时尚未能够说明何谓人的良心，为什么所有人类文明的标准里都存在着关于善恶的要求。关于这些问题使用进化论和道德相对论是难以清晰地阐述的。
从非宗教性伦理的理论思路看来，那些认为可以用世俗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宗教或国家之间纷争的见解是错误的。为何这么说呢？因为非宗教性伦理中缺乏整体规范。他们的解决方法往往是按照个人的伦理标准而造型。
我们的自由受到物理规则的限制，对于这一点无人抱怨。反而，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对这些规则进行研究并加以利用。这种行为同样反映在道德规则上，在物理规则上这种做法是公平的，那么对造物主创造的道德规则来讲，也可以视作是正当的。这一点从宗教意识来看，可说是一目了然。我们的自由不会因此受到制约，我们为了得到道德上的自由应该拥有道德法则，而在形成这一道德法则时，必须设定正确的善恶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必须具有一成不变的绝对性才能行得通。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社会不断发展直至今天。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可谓是日新月异。但是，似乎这种进步解决不了关于人类道德方面的问题，相反，它让人类陷入一种被动局面，迫使人们在生物伦理学、医疗伦理学以及政治活动的道德观方面有必要制定一条新的伦理方针来。
圣经的伦理虽然并未直接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它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不变原则，那就是爱和神的正义性。在人的一生当中，爱是最重要的原则，是一种永恒且不灭的存在，是人们最初感应到神灵的一刹那。这不是把所有的行为都定为爱的“状况主义”哲学家所说的那种不可捉摸的主观的爱。那是一种模仿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存在”的见解的，“反唯名论”式的无秩序、无法规的状态。而宗教体系中的圣经所指的爱是以个人内在的秩序为前提的，正义则是外在秩序。
基督教徒相信上帝能够战胜邪恶。也许，人们最初对这种说法会表示惊讶。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人们看到了太多的灾难和可怕的事实。比如，杀人、暴力、破坏文化遗产等等。而人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那只是我们的主观体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我们内在世界的反映。它包括我们的内心所感、在我们周围，比如说国内外发生的现象，甚至包括正在承受所有一切的整个宇宙。用现在的说法来解释，这是一种特殊的虚拟现象。对此我们悲伤、高兴、欢喜、感恩或者谴责，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主观情绪的表现。从历史或历史后（超越历史的东西）的范围来看，世界上的人们坚信客观的胜利最后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相信能够代表神的人类都有特殊的价值。而且，这种个人价值不应该被剥夺，应该得到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尊重。人的尊严价值有高有低，它是由各自内心对神抱有何种认识而决定的。只要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为了真理和正义奋斗，那就能够得到做人的尊严。
我所在的教会的观点是，尊重自己同时尊重他人是形成伦理标准的第一要素。
几乎所有的国家持有的伦理、道德和美德都带有宗教特征。甚至包括那些主张无神论的政权，他们的领导人也是受过宗教伦理原则教育的人。（比如，主张无神论的苏联，他们的大使不允许离婚，只能结一次婚）。
不论哪个国家的立法部门也好，行政部门也好，我们都深深地希望他们向人民承诺，要把对人的尊重当成权力的基石，根据这种承诺他就必须保护人民的尊严。权力脱离道德的行为是一种对职权的亵渎，因为不存在不道德的尊严。所以如何提高人的尊严，为此所做的贡献大小，就是个人能否获得权利或自由的标准。立法人员以及分享这种权力的国家领导人，如果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有尊严，那么，在利用权力（相信这种权力是上帝赐给或人民授予）的时候，也应该希望所有国民过上同样的生活。从伦理价值观来讲，每位国民都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认清这一点，在作出个人决定时是有必要的，同时不论哪个国家，在促进国际政治发展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认为有必要指定一个伦理标准的框架，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这些概念已经有些模糊了。
基督教是一个保守的宗教，它主张价值是上帝赐予的。我们相信神主就是真理和正义的标准。但是，现代的自由主义（这里指的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概念）把它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伦理标准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甚至把人们引向一条邪恶的信仰之路。这是很危险的，是最现代的一种宽容概念。事实上，是把一种与我们世界观不同的东西毫无道理、不由分说地硬塞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医学上的“宽容”是指组织免疫的丧失，意味着丧失对体内外感染的抵抗能力。
宽容的现代模式教育人们说，错误的行为是不存在的。与其相比，传统的基督教所说的宽容是宽怀慈悲，教导人们不拒绝他人对于真理的自行理解，并且要与邻人友好相处。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对别人的行为、主张和信仰做出评价，同时，我们有权利对它表明自己的见解和是非鉴别。现代性宽容的危险在于它主张，在人的信仰中，是非鉴别并不重要，而我们所解释的宽容是，即使对持有错误信仰的人也不能抱有恶意。当然，宽容也意味着完善自身的努力，不管对待什么，重要的是当自己持否定态度时，要学会不露锋芒。所以，基督教，尤其是我所归属的正教认为，在公共伦理的形成过程中，人们想要和平相处就需要对宽容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要知道宽容就是伴有爱的尊重。
因此，我们应该持有善恶的鉴别能力来教育孩子们，培养孩子们的一种规范价值观，让孩子学会从他人身上感受到神的所在。对传统价值我们虽遵守但不迷信，我们要不断努力，让下一代人在安定的成长环境中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把握住来自大千世界的正能量，并把它继承发展下去。

讨论

福田主席：我想引用昨天施密特首相的话作为本次会议的开场白。也就是说，世界人口在本世纪中叶预计将达到90亿。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个局面，首相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忧虑。我想围绕这个问题和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如何行动进行讨论。
在大谷门主和奈丰主教两位的发言中，关于宗教和国家和平共处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一点与今后的问题息息相关，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宗教领袖们对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另外，具有实质性的，有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我们的日常生活、各项产业和经济发展中所不可或缺的能源问题。而从能源问题又牵涉到众多其他问题，现在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对未来几十年后的状况有一个先见之明。粮食问题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同样，伴随着人口增长，用水问题也日益严重。另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的进步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制造业的进一步自动化仍在不断发展。这种种变化将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次会议的中心主题就是面临如此之大的变化，人类如何得以延续，还包括由此衍生而来的人权、和平以及正义等相互关联的问题。
我希望在这次讨论中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另外，还有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利用科技操纵生命。当然还包括对那些可疑行为认同与否，对于该问题的认可可以看出社会的底线在何处。
昨天，提到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教育占据了重要位置。为了社会、国家，最终也是为了人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伦理在教育中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随着全球化发展，知识的普及是必然趋势。包括伦理规范在内，如果所有的人都对今后应该如何生活能够达成共识，那该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然而，现实却是完全相反。如果通过本次会议我们能有所收益，受到启迪，我当为之欣喜万千。当然，对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我们不得不期待下次会议了。不过，我希望各位宗教领袖们能够拿出综合性的全面意见。也就是说，我向各位宗教领袖们请教，面对上述问题，宗教站在哪一种立场？

库苏罗博士：对于当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与以往不同。两位的发表极为重要，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内在和平与如何控制欲望这些关键性问题。因为，欲望会导致可怕的后果。然而，在全球化的世界，社会媒体、科学技术、经济以及金融都处于一个不断进化的时代，光靠压制欲望是不够的。谁都希望包括科技信息在内的所有一切都能朝前发展。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探索出一种方案来改善、解决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关系到核能，的确，核武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将世界付之一炬，毁为废墟。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到，对一个拥有90亿人口的世界来说，较之于有限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的能源来说，核能的有害性与危险性最小。虽然，使用核能需要多番审查，但考虑到90亿世界人口的需求，现代社会还是应该把核能作为主要能源。

克雷蒂安首相:昨天，施密特首相的发言中已经提到90亿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我们还未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且，人类寿命的延长也成为问题。因此，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并在进行探索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严重的饥饿恐慌。我们必须生产90亿人口所需的粮食，还关系到用水问题。三年前，我们曾经在魁北克市讨论过用水问题。当时，还没有和粮食问题连接起来，只是讨论了中东和中国的缺水问题。缺水问题后患无穷，世界人口即将达到90亿，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前面的发言者提到了核能问题。核能是一种能够避免空气污染的能源，问题在于它是否安全，而且它给人们带来恐惧感。人们怀疑如伊朗等国家一样，会把核能当作武器使用，其目的是为了发起核战争。世界上，想利用核能发电的国家不得不制定出一个应对制度。如果将核能源开发用于其他目的上，那将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德里斯·范阿赫特（荷兰前首相）: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当人口达到90亿时，如何将人类从不可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定为这次讨论的主题。我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先进国家，福利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这是众所皆知的现象，并不是我在过分强调。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更是被人们说尽道白的事，那就是赋权女性的问题。虽然被多次提到，但是还未能得到充分及时的落实，尤其是对女性开放高等教育门户这一点上。第三，对于有意把环境破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来说，电视台和广播站都应该被撤消。而且，在座的各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悲惨的结局已经开始向人们走近。这一点必须大声呼吁，唤起人们的觉醒。趁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懂得，“地球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现在年轻一辈来说也是如此。气候的异常变化······如果我能让阿尔·戈尔能当上美国总统的话，今后几十年，我都打算一直投他的票。这些事情看上去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它们在将来是会成为事关无数人生死的大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来自欧洲国家，虽然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福利国家有一个财政津贴制度，也就是对人口多的家庭进行奖赏。这对于孩子多的家长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为养育孩子是一件既费钱又费力的事。但是，现在有人提出了“是否到了应该废止这种财政津贴制度的时候了”的疑问，主张采用别的方法调整家庭经济状况，来控制多生多产的动机。
粮食问题和用水问题也应该被纳入论题，面向所有人供水已经困难重重了，我们已无法向数十亿人口提供卫生的用水。虽说我们有技术和能力将海水转化为淡水，但是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这样必将导致经济成本的异常提高。最后，在人类责任宣言里，应该把反映这方面的提议加进去。它说明要想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下一代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我们有必要事先建立起特定的具体体系。

福田主席：如果范阿赫特首相是一位在职政治家的话，那么刚才的发言说不定会让他失去选票。这种勇气令人敬佩，希望能听到更多这样的发言。

赛卡尔教授：克雷蒂安首相的发言提到了粮食保障和用水问题，范阿赫特首相的发言提到了环境破坏问题。在讨论粮食和用水问题时，我们不能撇开气候变化这个话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这项巨大工程。当今，8%的人占有全世界财富的一半，在采取措施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些问题都与这个事实有所关联，因此，需要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些问题并非靠前国家领导人峰会那样的组织就能解决。但是，不仅是要把这些问题纳入会议的宣言之中，并加以修正，更重要的是关于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项事业。我们要通过前国家领导人峰会有效地、更为广泛地唤起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问题上来。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首相）:目前，财富不均的问题屡屡受到指责，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愈演越烈。欧洲、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极少数富豪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扩充了他们的财富。大家都在奔向“致富”之道，因为它获得了赞许。无可置疑，它的确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优点。但是，针对这种泛滥全球的对财富的肆意掠夺，以及它所导致出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全世界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对待过。那是因为在西方，没有因为贫富差距悬殊而感到痛苦的国家。不论是我国还是美国，富的人更富，但是，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想找到一份为家人或为自己做的事都越来越艰难。而且，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甚至由于资金都集中到全球规模的大企业手里，它们比政府都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大的权力。那雄厚的资金仅仅被他们控制，却未能发挥出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在这种趋势下，我们发现资金（钞票）对民主主义将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国家，民主主义已经成为金钱的交易。那也算是民主主义吗？现在，究竟有几个国家的民主主义是货真价实的呢？很难说。因为，谁胜谁负，金钱起到的作用太大了，在金钱面前，那些大企业和对金钱缺乏正确认识的人成为强者。在这种状况下，要想给一个人口数量即将高达90亿的世界带来和平和正义，我们必须动用伦理的智慧，以此来正视和处理具有全球规模的、有自由化倾向的、比政府更有权力的超级跨国企业所制造出的诸多问题。

福田主席：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应如何运转这个世界，有没有哪位宗教领袖从宗教的观点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人对金钱的追求本无可非议，但是，对财富过分的追求会扩大不均衡，造成新的混乱。如果我们无止境地追求便利，就会制造出许许多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信息社会的人权侵犯问题等等。另外，都说民主主义是最完善的政治体制，但是对其弊端的指责也是时起彼伏，其一是做出决定的效率低，其次是容易陷入迎合大众的层次。这种状态是否还能发挥出政府的正常功能？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不难想象其间也将掺杂有不良因素。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从宗教的观点来进行审视和应对呢？我想请教各位。

梅塔南特博士：根据佛教经典看来，将来的世界虽说人口众多，但是人们仍然能够继续高质量的生活，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也会消失。不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人类的矛盾自然会得到解决。这是佛陀释迦牟尼的预言，所以，佛教徒们对世界人口增长的现象不抱任何疑问。很多人都相信，总有一天美好公平的社会终将到来，人们也会过上优质的生活。

拉毕咯赞博士：在两千年以前，犹太法学家拉比曾做出一个决定，饥荒时期控制出生率。这是一个防止人口过量的宗教手段，也遭受到很大非议。较此之前，旧约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全世界，应担当起解决问题以促其发展的责任。因此，针对人口过多这个危机，解决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造成粮食资源匮乏的问题，以及人类之间应该如何和平相处等等，这已经不属于宗教性范围之内了。
这不是单纯可用宗教来指导的现实，而是一个更大的，涉及到宇宙创造的问题。不论宇宙是以哪种形式被创造的，如何进化的，我们生活的宇宙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犹太法典塔木德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记述，那就是：“法律、规则和道德不是为天使准备的。它们是给有缺陷的人类准备的。而且，人类应该遵守它，并将之加以发展完善。”
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也许这个挑战大于以往任何时期，我们甚至还找不到一个统一有效的解决方法。无论是用原始的棍棒、石头也好，还是用先进的导弹武器也好；这个永恒的挑战不管是物质主义也好，还是金融调整、粮食问题、环境污染或者是战争也罢，对于人类来说，探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本身就是一项永恒的挑战。
现在，我们面临来自政治和经济难民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一个人道上的巨大挑战。对作为移民而来的少数派有所研究的人员明白，人类是怎样适应挑战的。有些人幸运地逃到了西方国家，因为那儿有安全和福利制度。几乎所有的难民都有所体验，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被迫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着的那种困苦。这种状况往往有益于接纳他们的社会，但是，同时也会由于他们自身的、作为人类的最大弱点而引起文化冲突。对此我们该如何进行解决，是力挽狂澜还是错上加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很多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言，那是人类面临第一次巨大灾难时的最初写照。圣经上讲，灾难与人类的失败分不开，但同时它又表示出一种希望。表示“我们还有一次机会”，而能否这么想，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在座的各位和我都知道，一旦走出了这个会场，对此漠不关心的人简直比比皆是。他们是坐在办公桌前操纵金融的人，他们对人类正在步步逼近的悲惨下场视而不见，只知道潜心从地球上疯狂地挖掘金矿和其他矿物，导致大气污染。不论是通过制造业还是服务行业，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对他人进行剥削。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哪里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我们的挑战就是要激发大多数人的猛醒。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是摩西，还是佛陀释迦牟尼，不论是基督耶稣，还是穆罕默德，针对涉及到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往往是先发制人的。虽然他们就这些问题向人们宣传教诲，而往往不被世人接受。尽管如此，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各个团体中仍然有始终不渝的坚持者。即使自己的意见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他们也会忍受痛苦和焦虑，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他们的存在让我们、让宗教领袖们受到鼓舞，他们的思想没有被人们接受，甚至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是世人不乐意接受或者有所抵触，以至于使得他们被驱赶，甚至遭到杀害。
我们不再幻想变革会在一夜之间遽然发生，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荒野中的唯我独清的呐喊者，而且要反复不停地呼唤，直到唤起人们的觉醒。高举起大家今天在这个会场所表示的信念之旗，从这里起步，开始行动吧。哪怕是对改善世界环境有一点点帮助，我们就要尽心极力。是否采取行动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动能够达到什么境地，获取哪些效果，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尼芬大主教：我们把生育后代视为神主的恩赐。今天，我们在讨论，如果世界人口达到90亿时，将会发生什么，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包括正教，都相信神主一定会拯救我们的。既然神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作了人类，那么神主就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神主通过你们各位，通过像你们这样富有责任感的人来拯救大众。神主通过像这样的会议，授予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智慧。这也就是基督教的纯粹的信仰。并且，我相信，这就是神主对他的创造物所赐予的庇护。

张信刚教授：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我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宗教学者。但是，我来自一个重视孔子的传统的儒教国家。2500年以来，在中国的学校里，使用下面这篇文章来教育中国的年轻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篇文章出自孔子的《礼运大同篇》，内容极为通俗易懂。另外，孔子还说，在达到这个理想的社会之前，人们的共同目标是奔小康。中国政府表明要在2050年以前，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有基本保障的生活，至于要达到那个宏伟的目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评价是，印度拥有11亿人口，中国人口是13亿，加起来25亿。仅仅从其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如果中国和印度按照西方先进国家的模式发展下去，那么，土地、水源这些有限的资源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到了那种地步，我们期待的伦理完全成了一团废纸，不起作用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立足于理性的见解，来探索出一套新的方案，并非一定要从宗教或者2000年前的圣经里寻找根据。十八、十九以及二十世纪的经济开发模式，在这两个国家是无法沿袭的。除此之外，还有印尼西亚、巴西和整个非洲大陆。基于上述状况，要设法摸索到一个新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对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有利的经济开发模式。我并非在对政治制度发表什么议论。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求，不恣意地消费水和钱财，这仅仅是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我的见解。

阿库斯沃基教授：这次会议，用灵感、宗教性的价值观来分析，也许能让我们对现实进行重新认识。我非常感谢提出这种观点的两位先生。我并非宗教家，而是属于美以美会（Methodism），在教会专管倾心尽情地合唱赞美歌。
虽然这么说，我曾经和北美的土著民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也许算不上这里所说的宗教，但是，加拿大的土著民的宗教或灵感传统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与大谷门主的价值观很贴近。
我们在谈到资源或地球的时候，土著民告诉我们说，人类必须和水、大地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物理环境保持和谐。他们相信人类不是为了支配这些环境而存在的。他们的这种想法与我们的消费主义，认为地球就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存在的这种观点大不相同。我们并非故意要让生物灭种，但是，由于我们的欲望，造就了一个其他生物无法生存的环境。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人口越增加，情况越严重，我们在与不断减少的资源展开一场被动的输赢循环，这就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两面调和起来。正如大谷门主所指出的那样，利用土著民主张的宗教性洞察力，从哲学或伦理的观点上，是否能让我们从目前 退两难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他们说：“如果我们也像他们土著民那样，相信物理环境、水以及空气和人类同样重要，那么就应该把这些生活中的要素视为我们认为的法规环境体系的对象。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伦理和看法，这种主张或思维似乎带有乌托邦色彩。这种思维方法与现代主流意识，即与“奖励消费”背道而驰。上述众多问题日益严重，导致纷争和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在如此情况下，这种伦理观点给人类带来了一缕希望之光。世界上，北美和欧洲的年轻人开展环保活动的热情的确越来越高了，每个国家都有绿色党，那也是因为年轻人的环保意识愈加强烈的缘故。
我们不是支配地球，而是与地球融为一体的。如果能把这种想法作为伦理主  年轻人群的环保热情联系起来的话，也许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与地球共同分享了河流、空气以及土地，它们和人类同等尊贵。这种认识能削弱我们的消费主义意识，要想战胜“欲得更多，却仅获少许”的负面性心理忧虑，就必须有更加强烈的正面性动机，否则难以实现。而且，正面性动机是被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常识之上的，而这种常识大概就基于土地、水、空气和我们人类同样尊贵，因此才使得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吧。

张信刚教授：我刚才忘了讲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我们自身内部的协调，是儒教哲学的一部分。

汉森教授：关于人类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变化。我不是神学家，我从事教皇名下在梵蒂冈出版的天主教通谕研究。这里有一份针对现实问题，关于伦理原理的适用方向性做出的归纳总结。最初是在1891年，由教皇雷奥（Leo PP. XIII）定制的通谕，是关于劳动党的问题。
最近的通谕提到环境问题、旧约圣经的动向、环境的利用以及保护问题。这些资料出笼以前，在教会内部曾有过僧侣和世俗信徒对环境问题以及教会应该采取哪种途径进行过讨论。从中反映出天主教会是如何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现在还无法得出结论，这15年以来，有关环境问题的资料在增多，关注灵感原理的基督教环境主义和灵感环境主义的内容有所增长。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人口问题。近年来引起最大议论的是，1968年关于继续禁止人为控制出生率的教皇通谕。保罗六世（Paul VI）设置的委员会以大多数赞同票提出应该允许人工绝育，也得到众多的信徒以及教士的赞同应和，但是却被教皇否决了。现在的教皇对此正在进行修改，但是，修改力度大小还未明了。关于这个决定，教皇让主教们把信徒们的反应做完调查后再反馈给他。
当然，美国也有引人注目的举措。比如，生育期的天主教女信徒被允许使用避孕用品，与其他妇女的使用率完全相同。这件事说明，教皇规定的禁止绝育没有被信徒所接受。当这个信息传到教皇那里时，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采取绝育措施的教徒，他们的动机有一部分就是出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义务感。当然也有人是出于个人理由或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天主教教会加以关注。

福田主席：今天的问题以及围绕它的质疑，仅仅通过这次会议是无法寻求到答案的。但是，不论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避免过激的反应。今天下午，协调、限制屡屡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中。宗教对于人类来说就像一个智慧的水晶球，从这种观点看来，今后，宗教领导者们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认为各位应该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今天在这里展开的讨论把它归纳总结出来十分不易，但是，我希望各位的提议能够受到重视，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反映。谢谢大家！